东 君丨《宇宙的中心》(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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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1-22 17: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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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中心

⊙ 文/东  君

作者简介

东 君:原名郑晓泉,浙江温州人。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及诗与随笔。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花城》《十月》《收获》等文学刊物,有作品译成外文。著有小说集《恍兮惚兮》《东瓯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长篇小说《树巢》《浮世三记》。曾获《十月》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等。

本文原载于《青年文学》2016年第6期

被《散文选刊》2016年第11期转载


宇宙的中心

鸟低飞的时候,在半空中发出的声音很容易被汽车的噪声所湮没,因此,在市镇上空且飞且鸣的鸟是不被人关注的。当它们远离烟尘弥漫的大地,在大到无边的天空中,发出独异而美妙的声音时,我们仍然无法听到。人与鸟,各有各的世界,各有各的活法。鸟不是飞给我们看的,也不是叫给我们听的。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张摄影作品:一只鸟落在一个人的头顶,鸟与人的神态都十分淡然;感觉人的一部分就是鸟,而鸟的一部分就是人。较之于人,鸟更亲近树。因为对大地上的爬行动物不满意,神创造了鸟,而鸟秉承神的旨意,在一棵棵连接大地与天空的树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恰切位置。

世界上最寂寞的树,莫过于终年没有一只鸟在其间歇息。一棵没有鸟的树犹如一条没有船的河。在我们居住的城市,倘若没有一棵树让鸟来歇脚,对人而言,这地方固然是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人在尘世奔波,需要歇息,于是就有了房屋;鸟在天空飞翔,需要落脚,于是就有了巢穴。空中有鸟,地上有人,一种“家园”的感觉就慢慢生成了。

北京一位诗人说,自从北京建了“鸟巢”之后,他便无端端觉得鸟巢应该是城里的叫法,而鸟窠或鸟窝应该是乡下的叫法。我家在东南海陬,这里算得上是乡下了吧,我们向来是把鸟的栖居之所称为鸟窠的。如果有人把鸟窠念成鸟巢,我们就会觉得过于文气了。有位研究方言的朋友告诉我,巢与窠在古代确有区分:一般来说,空中叫窠,树上叫巢。尽管如此,我们这一带人还是习惯于把树上的鸟巢也一并称作鸟窠。

尚记得六七岁的时候,一个伙伴对我和其他人说,他家后院有一棵果树,不结果子,但会生鸟蛋。我们不相信,就过去看。站在树下仰望,我们都笑了。原来是一枚鸟蛋不知何故卡在大人伸手可及的树杈间,再往上看,鸟窠已经倾覆,只有几片乱草在风中瑟瑟抖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但这枚鸟蛋却奇迹般地保存着它的圆整,以至于让人产生错觉,以为它像果子一样是从树枝间抽长出来的。不过话说回来,鸟窠看起来何尝不像是树结出的巨大的果子?

那时候,在我眼中,村中土墩上那棵最高的树是离天空最近的。那棵树上有一个鸟窠,没有人敢上去掏鸟蛋。其原因与其说跟鸟窠本身有关,不如说是跟树有关;与其说跟树有关,不如说是跟树下那座土墩有关。听大人们说,那座土墩里面埋着一些年代久远的无名尸骨。树的这一头是死者,那一头是生灵,其间必然贯注着一种神秘的东西,我们无以名之,却不能不心生敬畏。我们敬畏树,也敬畏树上的鸟窠。因此,鸟在其中睡眠、孵蛋、生活,我们从来不会去惊扰。不过,有时经过树下,听到雏鸟嘤鸣,我们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瞥上一眼(雏鸟的高贵气质像是天赋的,它们一出生就可以从高处俯视我们);如果有兴致,我们还会嘬着嘴,学鸟叫几声。在一段漫长的时光里,鸟的神圣家族一直散布在我们的村庄上空,跟我们一样过着安静的乡村生活。现在,那座土墩已经消失了,跟着消失的是那些树,以及那些树上的鸟窠。

还有一种鸟窠,是筑在人家屋檐下的(我们这里也有把人的居所称为“窠臼”的)。人鸟同窠,是农耕时代的和美景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镇上发生了巨变,很多老房子推倒重建,于是,鸟窠也就不复存在了。唯独有个村庄,依旧沿袭旧俗,即便起了新屋,也会在屋檐下挑出几根竹片什么的,供燕子筑巢。谁家梁间檐下要是没个鸟窠,好像是一件挺丢脸的事。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鸟窠已见寥落,仿佛它们不曾有过。

我走进南方偏远的乡村,时常会发觉,那些无人居住的老宅里面唯有老鼠成窝,断然没有燕子来衔泥筑窠。但屋檐之下仍旧可见鸟窠荒落之后留下的泥迹,可以想象,当年主人看到鸟与他们一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定然是欢喜的,而那些鸟也是需要借这样一个有人气的地方寄居。鸟把天上的气息带到了人间,正如家畜把地气带到家宅。天地之间的气息在人身上交汇,这一家子就有了宁和之感。倘若人看到鸟窠会有一种亲近感,鸟看到人的居所何尝不是如此?

早些年,我们村上一座老宅要拆建,主人看见门台下面有个鸟窠,突然对工匠发话,让他暂且保留这门台。我不知道,是这门台庇护了鸟窠,还是这鸟窠庇护了门台。也许,门台与鸟窠之间已经变成了一个互相依存的整体了吧。我后来问过这座老宅的主人,如果没有这座鸟窠,你会拆掉这座门台吗?主人微笑着点了点头。如今,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还能看到这样一座孱弱的老门台,不能不让人感叹。一直以为,我们与天空相通的路径是由鸟筑成的,鸟窠是其起点,而它的终点就落在茫茫宇宙中的某个点上。也许,这两个点就掌握在神的同一只手里;现在我们把它给阻断了,不知要过多少年才得以恢复。偶尔经过那座老宅,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不起眼的鸟窠,如同看到了某一段路的起点。有时我想,它大概就是巴什拉所说的“宇宙的中心”吧。

 

“他乡”之眼

从我家门口穿过窄巷向西走一百多米,就有一条臭水河横亘眼前。再折向北,沿河堤行走,可见杨柳依依。若是有雾,一切都在迷离惝恍中,景致也算不恶。我常常从那里走过,经春历秋,从来都是无心赏景。沿河除了栽种杨柳,就是一片人工花圃。因为名贵花草有人采摘,所以就种了一大片廉价、易养的花草。其中一片花圃的隙地种了几株芥菜,虽然幼小,其色鲜碧,被暮春的阳光照着,呈现出这一方土地的温情,居然很美。这块小地皮虽然是归园林局所管,但一直未见有人过来禁止种菜。有一回清早,我在那里锻炼身体时,看见那位种菜的老农带狗来,小坐片刻。人与狗,先后都撒了泡尿灌园。他们走后,我也忍不住在菜地里撒了泡尿。半个月后,经过这里,发现几株芥菜的美竟掩压了众花。

我对那种刻意修饰的人工花圃向来反感,姹紫嫣红开遍,整齐划一,看上去好生热闹,但也只是没有生气的热闹而已。有一回,我在离花圃不远的电线杆下等人时,竟发现一个废弃的搪瓷茶缸里种着一株观音葱,绿得饱满,又是很透明的。此时想起陶渊明那句“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就有一种心意相接的感觉了。

我不是摄影家,故而没有把那一瞬间的美拍摄下来,即便用文字描述,恐怕也有力所不及之处。我后来看到摄影家金锐秀的摄影作品,觉得重要的不是摄影技术,而是有所发现。上帝偏爱摄影家,把更多的光赐予他们,乃是要让他们在光中为光做证。——从手到心,灵光一闪,美就在“咔嚓”声中诞生了;这是外部世界照进来的光与内心发出的光不谋而合的结果。

世界庸常如斯,我在其中,仍然可以发现几株芥菜或一棵葱独异的美。这种感觉,在远离尘嚣的山中最能体味。有时在山中走着走着,一阵风吹来,清凉得如同泉水。游目四顾,四周空荡荡的,没有人,也没有人语,好像这一阵风是为我一个人而吹。大自然如此慷慨,但我不能把一阵风揽入怀里,带回家去。我只能在山里面默默领受它的慷慨赠予。

苏东坡与张怀民夜游承天寺时说:何夜无月明,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换成罗丹的一句话就是:何处没有美,但缺少发现美的眼和耳。有了这样的眼睛,我们常常能在某一瞬间发现生活中或大自然里面平淡而又奇异的美。

之于世界万物,我们只是曾经寓目。那些美的事物,在此处或彼处,生长或死灭,终将要交付给无常。所谓故乡,人云已亡。也便有人以追光摄影的方式寻找遗落的乡土的碎片。那些残存的旧物、那些未被水泥覆盖的古道、那些在水土之上默默劳作的身影作为一种卑微而隐蔽的存在,突然被一道光照亮,然后归于无名。常常听锐秀君感叹:很多美的风物正在故乡一点点消失,因此,现今的故乡好像不再是“我的”了。这是一种个体的存在感知被镜头放大之后带来的难言的焦虑和隐痛。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悖论:我们原本是要用镜头寻找记忆中纡徐远去的故乡,但我们找到的,却是一个陌生的“他乡”。以致我们不好意思开口说:这是我的,我的,我的。是的,有一天,我们也许会发现:我曾经属于那些“我的”,而那些“我的”不再属于我。我无所归依,只有“他乡”。

 

敬畏乡土

多年前,我写小说之余,写过一本名为《西乡旧事》的志书。这是一本闲书,自然是给闲人看的。闲话闲说,少了客套。自以为,这样的书,日长人静,可以随手拿来翻翻,也可以在破闷之后释手。古代有位名士,雪夜无聊,忽然披衣坐起,买舟去拜访老友,到了他家门口,忽然没了兴头,就转身回去睡觉。这大约也可以看作是读书人的一种性情吧。我们读书,有时是图个率性,并非都是要学以致用。无聊才读书,很好,于无聊中见有趣,也好。

这本书缘于一次闲谈。那时正是冬日,几个朋友坐在农家小院里,说些地方掌故,一直聊到日暮时分。看四周,黄叶铺地,阳光与枯藤画满粉墙,使我们的谈话似乎也添了些许古意。那一瞬间,我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要写一本地方小志。几个朋友听了我的想法便嘱我将它写出来。初时我不敢贸然下笔,毕竟,笔墨之外还没什么主张,心底更是没个底。那阵子,我抱了一大摞地方史料,摊放在书桌四周,随时取用。从故纸堆里钻出来,感觉身上都有些枯藤老树的气味了。积累日多,便觉得可以写点什么了。于是乎书。

这本书所取范围不过是乐清西乡。实在是小得很。我没有像写志书那样,肇造自西北,包括尽东南。时间上,也不是从开辟以来起笔。但志书的一些写法于我确有助益。我读过几本地方小志,文字功夫真是了得。人家把一个小地方写得那么有声有色,看的人自然也是有滋有味。我每回逛书店,对这方面的书偶有顾盼,便有事没事地翻一下。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我不知道有多少志书,至今仍然躺在阴冷的角落里,不见天日,也不为人所知。蒙尘的卷帙总让人想到野地里那些含泥带土的野生植物。但我相信,那是一种民间的、勃勃有生气的东西。好的志书,甚至可以当作圣经来读。古时一些富人家的子弟除了读圣贤书,常常会被长者告知:要多读一些乡土文献。正如圣人告诉我们:写诗的人要多识草木虫鱼。我们写文章,是从“我”开始,从“我”身边的事物开始。对身边的事物不甚了了,又怎么谈得上“认识你自己”?我以为,敬畏乡土,必有收获。

书里写人物、写风物、写器物,是闲闲写来,或抱偏见,或存私心,嬉笑有时,怒骂有时,全无章法。实在不必当作什么“公好公恶之具”,也谈不上有什么“励志砥行之效”。

人物最难写。写着写着,容易上老套路。若是都写生卒年月、生平事略,读来如同讣告,于文字趣味略显寡淡,故而加些野史、逸闻之类,就有看头了。文人墨客好写,生平但凡说过什么可圈可点的话、做过什么可称可颂的事,都有记述。至于那些研究化工、地理、物理、生物、医药的学者,他们在著作中谈的大都是地质矿藏、动物化石、动物细胞等等,却很少谈到他们自身。你想把他们写得好看一些都没法子。然而,他们的一生都是一撇一捺,工工整整写来,没有一点龙飞凤舞。还有一些先人,道德文章名重一时,却没有留下文字,过了千百年,也就身与名俱灭了。我甚至觉得“身败名裂”这个词并非贬义词。它不过是昭明一种残酷的历史事实。算得上才子高僧的芝峰法师也只是在杭州、乐清的志书里约略记载,除此之外,有关他的详细史料我未曾获读。芝峰去世还不到半个世纪,其人其文,却已过早地遭人遗忘。曾有人想搜集他的零篇散墨,但苦于手头资料有限,无从做起。芝峰若此,我们今时写下的文字,谁能保证它会长流不废?然而,文字因缘,兴许会让隔代的人相遇相知。清代施元孚先生的书散落民间,却偏偏让他的后人半溪先生搜获,得以重刊。这里面也有冥冥中早已安排的机缘吧。

写风土比人物更有意思一些。我写的是西乡的风土。有时为记事完整,则逾其所规,亦是在所难免的。县西县东,一脉相连;东乡西乡,风俗相亲。说差别,也无多大。无非是西乡人说“名堂”,东乡人说“堂名”而已。类如三尺三寸长的木板,末庄人唤作“长凳”,绍兴城里的人唤作“条凳”。书中罗列的器物名称很多,若是拉杂写来,则免不了老中医开药方的毛病。有时为惜墨计,也只好割舍了。写到风土人情,必然涉及老行当。行行出状元,人人皆可为尧舜,我以为,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平头百姓里也有尧舜,寻常行当里也会出状元。一个砍柴的人一辈子把木头砍得有条有理,最终也会赢得人们的尊敬。出现在这本书里的,他们之中有的也许无名无姓,但无名者的不俗表现仍然会令人肃然起敬。传薪者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编写志书不同于小说创作,不能大胆假设,须得小心求证。求诸乡野,也证之于民间的通人。譬如歌谣,传唱之间难免变调走样,我收集了之后拿捏不准,就向方家求教。听说象阳镇上有个老人,早年唱过田歌,手头还有一部手抄本田歌,我便与村上一个相熟的人同往访求。但老人已久卧病床,他的儿子坐在门槛上,愣是不让进门,说是他爹别无长物,只有这么一部古旧的田歌本子作为传家之物了。既然他视若珍宝,我们也没法子去要,只好空手而返。隔了几日,镇上有位不知名的老人竟给我送来了田歌复印本。那本子上只有寥寥几十首田歌,但它毕竟是老本子,对我来说还是有纠偏之用。再譬如姓氏考证,就更显琐细了。我带着“姓氏探源”的初稿去双庙村拜见高益登老先生时,他说自己年事已高患有眼疾,已是“目不识丁”了。我正想起身告别,老先生喊住了我。他让我坐下来,把书稿念给他听。整整一个下午,老先生一边慢条斯理地喝茶,一边帮我订正书中的纰漏。此外还有像人物生卒年月及生平事略的考证,也是颇费周折的。老画家王思雨给我们讲了许多民国年间的故人和旧事,但讲得最多的,还是他的老师、木刻版画家野夫先生。王老先生还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翻找出大量散落各处的野夫木刻作品。那段时间,他每每找到一些相关资料,就给我来一个电话,其欣喜之状可以想见。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木刻作品尽管不多,但我还是尽可能地把那些已收集整理的野夫作品保存起来,以待后用。此书编定后,摄影家尚云发现书中选登的门台图片,大多还有待重新去证实旧家主人。这一次重访,让我们大吃一惊,在短短的一年内,有三座门台与旧宅居然都已被大火烧掉了,巧合的是,都是在他拍摄后不久烧掉的。摄影家感叹说,这些旧家门台以后还是不要再拍了,拍一个烧一个,仿佛是我们的罪过了。这话让我忽然想起了那位唱田歌的老人,就开玩笑说,那部手抄本田歌幸而未被翻拍,否则也会迟早被火烧掉。

写完这本书,我忽然发现,自己这些年来其实一直倾向于民间底层的东西。我喜欢民间的俗人、俗事、俗物、俗语。生活中求的是一派俗态。我以为,把雅的东西玩熟了,便是俗,把俗的东西玩熟了,便是雅。读书是雅,养猪是俗,但养猪与读书都是同等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从中得趣。就像写这本书,写的人若是不得趣,读的人自然也就无由得趣。沈从文先生说,他有一回看见一个大肚子的胖女人迎面走来,忽然感觉很难受。我希望读者看到这本闲书时,不会引发类似的感受。

 

爱竹客说

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游逛,通常有两大嗜好:一是好逛书店,一是好啖方物。在安吉,自然没有好的书店可逛,但这里土产丰饶,可以聊作解馋。

未入竹海,就先吃了一顿毛笋。听说当地人喜欢吃一种“孤烧笋”,味至清(画家吴藕汀的书里面有记载),但我吃的,是腊肉炒毛笋,味厚而重。张岱吃笋,说是无可名言,但有惭愧。为何如此说呢?不能解释,但可以约略感受其中的风味。

安吉多竹。在安吉的山中,很少看到那种崚嶒的岩石,凡是有山处,几乎都被竹子覆盖,郁郁青青层层叠叠;入山既深,凡是风过处,都会有竹叶喧哗的声音,但不闹,唯觉寂静响彻岩谷,让人有一种视之既静、其听始远的感觉。偶尔能瞥见三两戴斗笠在竹林中浮动,那些与竹相亲的人,神气如同修竹,与山与水与草木是协调的。但也有煞风景的地方,譬如,游客所至之处,通常能见到竹子上刻着一些人的名字或片言只语,其恶俗程度与别的风景区并无二致。不过,在竹子上刻字总比在古砖上刻字要文明一些吧,看到一排竹子上都分布着字迹,居然也会让人莫名其妙地想起古代的竹简。

山愈深,村子愈少,有些村子,也就十几户人家。生活的清素与竹子的丰饶构成了一幅多少还带点古风的山居图。竹之为用,在山里头随处可见。有些人家不吃自来水,而是刳竹接引山泉入户。但他们的住房多属木石结构,极少有人愿意住竹屋。走到村外,倒也能看到几间竹屋,散处山隅,以其简淡、清冷的姿态,面对那个钢筋水泥组合起来的理性有序的世界,但在飒飒风中显得有几分脆弱、孤立。山民说,竹屋好看而不耐住。住上几年,竹子就烂掉了,又要重建,麻烦。当晚,我们没有睡竹屋(不怕失眠的人,雨天睡竹屋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而是住在竹林深处的一栋石屋。到了晚上,整座山突然变得空寂,像是回到了太古之初。外面清冷,无风,也没听见竹喧。低下头来,仿佛可以听到内心的声音。一夜无话。

黎明时分听到竹林深处的狗在唁唁而吠,与之前在深巷里传来的犬吠大不相同。这种声音,仿佛就是天籁的一部分,让人不觉刺耳。相反,它会让沉下去的心灵更能感受到森林的全部寂静。在山里,狗居然起得比鸡早。然后是人。山里人,早睡早起,与鸡俱兴。我也早起,去竹林里转了一圈。晒太阳的时候,我与一位从事韵文研究的同行者一直在谈论竹林里的鸡鸣狗吠。

吃过早餐,又去了竹博馆。所见者,无非竹制品。在那里看见了竹屋,益发觉得竹子不是竹子,而是另一种东西。是什么东西?大概就像是工业时代某种带观赏性的样品吧。很多东西往往如此,当它们陈列起来供我们观赏的时候,它们其实已经离我们的生活十分遥远了。

我生长在农村,见过各种各样的竹子。它们的名目未必能说得出来,但感觉就像是绿衣故人。有些人家的屋子前后有一块空地,种上几竿竹,引来几缕清风,也让人不觉着贫寒。那时候,由竹子而延伸出来的竹制品,一度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竹椅、竹篙、竹篮、竹篓、笤箕、竹床等,极少有什么东西是塑料加工而成的。夏天睡竹床,通体清凉。竹床夹肉,也只是转脊骂一声,而后照例睡下。我们族里的三公早年曾以打鱼为生,他在河中央修了一排竹簖,还在水上搭建了一座漂浮着的竹屋,那时候,我总梦想着长大之后,也要在河里建一座竹屋,头枕在流水上,感觉鱼在自己身下游来游去。事实上,水上的竹屋是极不牢固的,八月的一阵台风就能把它轻而易举地掀翻了。我在河里游泳时,常见竹排从山那边放下来,被机动船拖着,从河面迤逦而过,天光云影,随之流动。我们有时会爬到竹排上,向岸边的同伴吆喝一声。我不知道竹制品是什么时候退出我们的生活的,就像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河流退出一座小镇,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了。现在要是买一些带有装饰成分的竹制品,也不知道在房间如何安放了。跟我经常打交道的竹制品,要数竹筷,即所谓割箸。然而,这种割箸无非是一次性用品,用过之后,就扔进垃圾桶里,等同废物。想想它的前身,曾是山中的青青竹子,临风摇曳,是何等自在;进入城里,进入餐桌之后,却落得个如此不堪的下场。

竹子进化为筷子,“筷子指向食物”,延伸出来的是竹子的实用功能;眼中之竹变成胸中之竹,延伸出来的则是竹子的审美功能。说冬笋或春笋可啖,那是寻常百姓都知道的;说竹叶可赏玩,那是无聊的读书人所能想到的。对山民来说,竹子可以做成很多物事,是切于实用的,他们看到长满山坡的竹子大概不会欣然一笑,念出一首诗来,也不会在月明之夜莫名其妙地跑到竹林里弹琴。竹林里冒出几个贤人,一副迥出尘表、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那又是无聊的读书人引发的一厢情愿的诗意想象。

安吉回来,大概是头脑发热的缘故,我也忽然想在自家顶楼造一座竹建筑:以粗竹搭就一个架子,四周种植细竹,它既是竹林,又是竹屋;前后敞开,可以把远山包括进来。听了我的构想,我的一位朋友说,还是木屋更坚固耐久。而我仍然固执地告诉他:我要的就是竹屋。在我的想象中,那种以竹为主要材料的极简主义的建筑,是可以跟我的内心相对应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坐在几根竹子中间,即便不能体味整片竹林的寂静,至少还可以享受到敞开的空间的自由。但我的朋友毫不客气地反驳了我这种近乎天真的想法;其理由是,我家地处闹市,有再多的竹子恐怕也抵挡不住车马的喧响。还有台风,这是最要命的,纵然没有拔起竹子的浅根,也要吹折竹枝,遣散竹叶。因此,这个计划在脑中酝酿了一阵子也就作罢。

清明前,简园主人赠我七根紫竹,我原本想栽种楼顶的平台,不料当晚风雨交加,晨起一看,竹叶满地,那情状突然让我想起了山中的一位长者。下午天气放晴,我与妻子一起,把七根连泥带土的紫竹送往山里面,种在一块石碑边。日本的元政和尚在临终前嘱人不要给他建石塔,单种几竿竹子即可。他有一首咏竹诗:“屋前竹叶垂,屋后竹叶隔。屋上竹叶覆,中有爱竹客。”周作人读了之后说,这首诗可做其墓志铭。想必知堂老人也是“爱竹客”吧。早前我在一本古代琴谱上也曾读过一首同属咏竹的诗:“冢上一根竹,风吹常袅袅。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诗作者姓氏名里不详。此诗与元政和尚的诗放在一起读,就感觉如风敲竹,有些凄苦了。

 

吃,吃,吃

吃酒。有人在异乡饮酒,感觉就像是还乡;有人在自家饮酒,却像是身在异乡。酒会让人忘掉身之所出,忘掉身之所归。尼采说,一个隐修者进入一种冥想状态,时间久了,便觉得一个人分成了两个人。我以为醉酒者也会有此幻觉:酒喝多了,醉眼蒙,面对镜子,突然分不清镜中的人与镜外的人哪个更真实。一个人半醉半醒,就如同一枚虫沉浸在半蝶半蛹的状态里,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那时候,如果恰好有一阵风吹来,人就会从自身的壳子里飞出来。

吃茶。南方管喝酒可能会“吃酒”,也管喝茶叫“吃茶”。一个“吃”字,让液体忽然有了固体的分量。我不是爱茶人,对吃茶也不讲究。只是由于近年来戒了酒,便无由地与茶相亲了。有句话叫有酒学仙,无酒学佛。我是不仙不佛,俗人一个。也曾体味过酒后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我从来不觉着自己吃茶也能吃出什么“般若境界”来。茶之于我,要么是用来解渴,要么是用来提神。那种很斯文的吃法,我不曾领教。鱼有百滚之味,茶有劳薪之味。这意思是说,火候很重要。茶的火候含在水里面。但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其中的烟火气,而是水在茶叶的化合作用之下带来的一种清平、宁静和悠远。与那些会吃茶的人不同的是,我吃茶时常常会在舌尖含一片茶叶,莫名其妙地嚼了又嚼,嚼到没有一点滋味,吐掉。于是,也就模仿苦雨斋的调子写了上面这么一段无聊的文字。

吃年糕。有一回去上虞,朋友请我吃了一碗地道的水磨年糕。朋友说,这就是上虞梁湖镇的水磨年糕。我没有亲见“水磨法”,但一首搡年糕时所念的歌谣很有点意思:“草籽炒年糕,吃得到余姚;荠菜炒年糕,灶司菩萨要馋痨;泡饭烧年糕,到晚肚皮勿会饶;鸡蛋下年糕,毛脚女婿待遇高……”因为有点意思,我就抄了下来。抄着抄着,就想起卢仝那首饮茶诗了:“一碗喉吻;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吃年糕是俗事,吃茶是雅事。雅俗不同,快乐却是一样的。

吃菜根。吃菜根是一桩比吃年糕更嫌村俗的事。总以为,吃菜根的人是不能穿西装的。布衣暖,菜根香,心里淡。足矣。在农家旧屋里嘴里咬着菜根应该是特别带劲的吧。那种吱嘎吱嘎的声音跟幽暗天光里门轴转动的吱呀声一样,有一种悠远的意味。甚而,它跟屋外的鸡鸣犬吠是融为一体的。

吃素面。有一回,梦见母亲给我煮了一碗红糖素面,我就蹲在老家的门槛边呼哧呼哧地吃着。醒来后,觉着肚子温实,这一天上午都不想再吃别的什么。

 

火车快跑

十九岁之前,我未曾亲眼见过火车,也未曾听闻火车奔跑的声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村上有个电器供销员,常常坐着火车穿州越府。那个寒冷的冬日,他说起火车时,嘴里就会冒出一片蒸汽。火车之于我,那时还十分陌生。感觉它是一头黑铁锻造的庞然大物,其头部灌满了猛虎之血,飞掠旷野时刮起的局部的大风,可以放倒几棵碗口般粗的树。

自我识字后,“火车”便被我拆成了“火”与“车”。一团火焰,是怎样引领一节节车厢飞奔向前?这淬过火的铁,在我的记忆里一点点凝固起来,赋予冷兵器的形象:仿佛它就是一柄插进万里长风的利剑。有人称之为“铁的生客”,这个词极是形象,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味道。

后来,读到甲骨文中的“”字,才知道,原初的象形文字最接近物事本身,从书写上看,它是由一根横轴穿过两个滚圆的富于想象的轮子组成的;“”之双轮滚到秦时,变成了篆书中的独轮形貌;再后来,书写趋于方正,轮子亦由圆变方,不再滚动了。而现今,删繁就简的“车”字连一个方轮子的形迹也没有了,几乎让我无从想起,“车”字原本是有轮子的。我未曾见过火车之前,就有人告诉我,它是由许多个飞速转动的轮子构成的(翻飞的马蹄亦不能与之匹敌)。

对于一个初次出门的人,对火车的倾慕是可以想见的。然而,在我十九岁之前屈指可数的旅行中,从未与火车打过照面。有一次出门远行,我住在火车站边上一家寒碜的旅馆。夜深人静时,蓦听得火车轮子敲击铁轨的声音,犹如古之侠者于易水畔忽闻风中传来击筑之声,如此激越而空茫。继而听到的一声鸣笛,便让一腔乡思无所依傍了。还有一回,我在上海一座高楼的平台上放眼远眺平原时,一列火车忽然闯进了我的视野。浑圆的落日下,它如同滚滚向前的长河。我被它的雄浑之美惊呆了。在《百年孤独》中,当一列火车呼啸着驶过村庄,一个农妇曾发出这样的惊叹:天哪,一个冒烟的厨房拖着长长的餐厅向我们这边跑过来了。在我所见过的黑白片中,火车差不多就是由一个“冒烟的厨房”与“长长的餐厅”构成的(那个马孔多镇的农妇在无意间对“火车”完成了一次超越性的诗学命名)。但我所见过的现代火车全然不同于黑白片中呈现的那种“黑的车头,白的蒸汽”。现代火车不再满足于臆想中的对远古巨龙的拙劣模仿,不再向我们展露那种趴在大地上喘着粗气的负重之态。它显得更为轻逸、稳健、快捷。是的,它太快了,当它飞奔时,就仿佛我们敲击电脑的空格键那样,在飞速地删除窗外的风景、被距离延宕的时间、坐车的快乐或不快乐的过程。快点,再快点。我们需要的是三小时经济圈,已经不需要把头伸出窗外看看明月几时有,不需要在苦旅恶道中泛起的那一缕乡愁。

“时代的车轮”转得太快了,现如今我们反而倍加怀念那个蒸汽机火车的时代。我不知道是谁发明蒸汽机火车,但我可以肯定,它是作为工业时代如何有效地将热能转化为动力的一个独特例证凸现在大地上,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惊叹巨型蒸汽机火车头那不可替代的美学形态。我们怀念它,就是怀念它的炊烟般袅袅上升的烟柱、怀念它刺耳的刹车声,怀念它的笨重,它的慢。在欧洲的一些城郊,在印度的大平原上,现在仍可以看到这些落后于时代的火车。一股向地心攒聚的力量被两侧的旧铁轨十分顽强地消磨着,一种青铜器的煌煌然的撞击声向四周散布。乡间的孩子们看到它缓缓驶过时,可以一节车厢接一车厢、一个车窗接一个车窗地数过去。它那样子,更像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漫游者,抽着烟,在广袤乡野徜徉。当火车到站时,乘客从灰色的蒸汽中慢慢浮现出身影和面孔,就像是从某个热气蒸腾的乡村澡堂中浴罢出来……

时代在加速,火车已经慢不下来了。高铁上的盛世中国,充满了对速度的崇拜,与时间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拉力赛。它把一次需要与妻儿含泪话别的长途跋涉,转化为一次简短的旅程。从此地到彼地,就是上一餐与下一餐之间的关系。在此间,情场高手还来不及制造艳遇,骗子还来不及施展骗术,小偷还来不及下手。我们生活的节奏也许还来不及跟上火车的节奏,但火车会让它提速,恰好与之合拍。于是,我们坐火车的方式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每个坐在车上的乘客都像是待在自己家里,耽溺于一个由手机、游戏机、笔记本电脑、报纸、书本等私人物品构成的小世界。他们无意于关注身外之物,无意于与陌生人说话。一个倚窗而坐的男乘客只是打了一会儿盹,忽然睁开眼睛,张嘴打了个呵欠:啊——到了;而身边的女人十分麻利地穿上外套,发出一声由衷的感叹:真快啊——

一切都来得太快,去得也太快了。现代火车以无比傲慢的姿态,打破了时间的某些禁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轰轰烈烈地向既定的方向前进,让远远落在后面的飞鸟瞠目结舌。当它发疯似的朝前奔跑时,我常常会想到一些与火车有关的词语:路线、道路、轨迹、方向、穿越、前进……它们都带有一种火红的革命色彩。火车在道上,在正道上,在常道上,这是对“道”的膜拜,也是对“行”的逾越与限制。也许有一天,有人会把火车竖起来,那么,它就是一架上升的梯子。乘客可以穿越星空,在另一颗星球找到终点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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