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古人春天的民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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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05-14 21: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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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治淮



 

大地回春,万物复苏。春天,明媚怡人。汉代,人们在正月初七“人日”到郊外踏青,正月十五元宵节去观灯、舞龙,三月初一寒食节去蹋鞠。在唐代,则有盛世空前的拔河活动,“常以正月望日为之”(《封氏闻见记》)。唐、宋的寒食、清明节期间,则“蹴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唐王维《寒食城东即事》)。明清时,元宵观灯、清明荡千、郊游踏青、舞龙舞狮、放风筝、博棋弈……节令活动令人目不暇接。春天,是中国古代民俗节令活动最丰富多彩的季节。

郊游踏青

春游晚归图 绢本设色 宋 佚名 24.2×25.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郊游活动由来已久。《论语·先进》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七八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结伴郊游已是人们的一大乐趣。虽然郊游的时间历代不尽相同,但春天踏青无疑是最盛行的。春天,“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清高鼎《村居》),诱人的春色,使多少“游人出禁城”,“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唐赵璜《曲江上巳》);多少“少年羁络青纹玉,游女花簪紫蒂桃”(唐杜牧《长安杂题长句》),“游子寻春半出城”(南宋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历代诗人的吟咏,留下了古往今来人们游春踏青的身影。

 

春天,不待春意浓,早早地就去踏青的当属汉代,他们正月初七“人日”就出门了。唐代,正月十五就有人“探春”,此后,一直有人踏青直至清明。唐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旧唐书》载,唐代宗“大历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唐李华作《春游吟》:“初春遍芳甸,千里蔼盈瞩。美人摘新英,步步玩春绿。”而最热闹的还是在寒食、上巳(农历三月初三)、清明节,“唐上巳日,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谓之践青履”(《秦中岁时记》);“上巳之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剧谈录》);“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唐顾非熊《长安清明言怀》)。

 

宋代一如唐代,“春游特盛焉”。据《武林旧事》载,那时偌大的杭州西湖,“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不过,宋代的踏青大多还是集中在清明节,人们借清明上坟的机会,踏青、聚会。《东京梦华录》载:“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

 

明、清时,不论宫廷还是民间,踏青依然盛行。明代有诗云:“东风渐次步青阳,龙过抬头蛰不藏。水出御河凝鸭绿,柳摇金屋变鹅黄。”这是官宦人家的踏春。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岁清明,桃柳当侯,岸岸遍矣。都人踏青高梁桥。”清代在老北京,百姓人家的郊游踏青往往在三月三蟠桃宫庙会达到高潮。清震钧《天咫偶闻》中有对当时桃宫庙会的描述:“春波泻绿,软土铺红,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飏春风,凡三里余。”

 

郊游踏青流传至今,成了我们今日的“春游”、“远足”,依然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爱的节令活动。

荡蹴秋千

姚大梅诗意图之仕女秋千图 绢本设色清 任熊 27.3×32.8cm

 

关于秋千的起源,众说不一。《古今艺术图》载:“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趫者。齐桓公伐北戎还,始传入中国。”《缃素杂记》则认为:“秋千,汉武帝后庭之戏也,本云‘千秋’,祝寿之词,语讹,传为‘秋千’。”还有人认为,秋千源自古代人类揪苇条(或藤条之类)荡跃迁移的行为动作。应当说,大多数体育活动都能从古代人类的生活、战争实践找到源头一说不无道理。正因有这样的生活实践,之后才会有“以习轻趫者”的“北方山戎之戏”。而它传入中原的时间,“齐桓公伐北戎还”的春秋时期当是可信的,因为这样一项有着远古渊源的活动,不至于到西汉才突然出现。至于它的名称,“秋千”或“千秋”,或许就是因为汉武帝时盛行和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而出现的。但不管怎么说,荡秋千活动自西汉以来,因“秋千者,千秋也。汉武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乐”(唐高无际《汉武帝后庭秋千赋》序),被赋予了美好的含义,从此在宫廷、民间流行开来,并成为历代最受女子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

 

唐、宋时,荡秋千活动盛极一时。唐天宝年间,“宫中到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开元天宝遗事》)。唐诗宋词留下了许多吟咏女子荡蹴秋千的美丽诗篇:“秋千争次第,牵曳彩绳斜”(唐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花笼微月竹笼烟,百尺丝绳拂地悬。忆得双文人静后,潜教桃叶送秋千”(唐元稹《杂忆》);“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南宋李清照《点绛唇》);“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南宋俞国宝《风入松》)……而唐代王建的《秋千词》,更是细腻逼真地描绘了少年儿女比赛荡秋千的动人情景:

 

长长丝绳紫复碧,袅袅横枝高百尺。

少年儿女重秋千,盘巾结带分两边。

身轻裙薄易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

下来立定重系衣,复畏斜风高不得。

傍人送上那足贵,终赌鸣珰斗自起。

回回若与高树齐,头上宝钗从堕地。

眼前争胜难为休,足踏平地看始愁。

 

元代女子沉迷于秋千活动,“上自宫苑,中至宰相,下至士庶,俱立秋千架,日以嬉游为乐,女红之事殆庶几矣”(元熊自得《析津志》)。明、清时,秋千活动仍然流行不衰,“秋千一架名园里,人隔垂杨听笑声”(明瞿佑《清明即事》);“最是春闺识风景,翠翘红袖蹴秋千”(清乾隆诗)。时至今日,秋千仍是中国延边朝鲜族、云南阿昌族等少数民族欢度新春佳节时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

 

流传了2000多年的秋千有多种形式。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植木为架,上系两绳,下拴住横板,人立于板上”,像钟摆一样来回摆荡。这种最常见的秋千也有横板离地高低之分,高架秋千的难度较大。又有“担子秋”(也称“二人秋”),即“竖长柱,设横木于上,左右各坐一个,以互落互起而飞旋不停”,类似跷跷板游戏。还有“车轮秋”,即“植大木于地,上安车轮状圆轮,在呈辐射状横木上,系绳于下,以架坐板”,人坐板上,以脚蹬地使车轮旋转,然后悬空转动。比赛秋千时往往以荡高为胜,诚如唐代王建诗中所写,“回回”欲“与高树齐”;也有比谁荡的花样多、难度大的。

放飞风筝 

姚大梅诗意图之牧童风筝图 绢本设色清 任熊 27.3×32.8cm

 

风筝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墨子》),又有“墨子为木鸢……至能使木鸢飞”(《韩非子》)。这种以竹木制成、能迎风升空的“木鹊”、“木鸢”,当为风筝的前身。至汉代,据传韩信“制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以穿地隧入宫中”(宋高成《事物纪原》),这是纸鸢的出现。但有资料表明,放纸鸢在唐代以前并不是一种娱乐活动,而是一种军事辅助手段。如前述韩信用于“量未央宫远近”。又如据《南史·侯景传》载,梁武帝时,侯景作乱,围困京城。梁武帝为召集勤王部队,曾将求援诏书绑在纸鸢上放出去。

 

放纸鸢成为一种娱乐活动并流传开来始自唐代,当时主要由儿童参与。唐采在《纸鸢赋》中有这样的描绘:“饰素纸以成鸟,象飞鸢之戾空,翻兮将度振沙之鹭,杳兮空光渐陆之鸿,抑之则有限,纵之则无穷,动息乎丝纶之际,行藏乎掌挥之中……”唐元稹《有鸟》诗云:“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纸鸢之始名风筝,至迟当在唐末。唐末高骈有《风筝》诗,云:“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这“风筝”,有的人认为是在纸鸢上附有丝弦的弓形装置,放飞时发出宛如筝的声音,故名。至五代,又有人在纸鸢头部安装竹笛哨,“使风入竹,如鸣筝”(明陈沂《询刍录》)。从此,“纸鸢”这一名称常由“风筝”所代替。然今日之风筝,其实大多是无声的。

 

宋代放风筝的活动比唐代还盛行,不仅儿童参加,成人也参与其中,还出现专门制作风筝的手工作坊。且放飞时间从元宵就开始,这从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百子戏春图》中可以看出。宋代宰相寇准还有一首名为《纸鸢》的诗:“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

 

明、清时期,放风筝的活动更为普及,并多集中在清明节前后。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担酌挈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随着放风筝活动的普及,还逐渐形成了北京、天津和山东潍坊三大风筝产地。

 

由于放风筝有强身健体的功用,且有技术的讲究,自唐以来,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喜爱,长盛不衰,直至今日。如今,放风筝已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民俗活动了,美国、日本、英国等国也已流行。1989年,在山东潍坊还成立了国际风筝联合会—风筝已走出国门。

阳春对弈

围棋

 

重屏会棋图 绢本设色 五代 周文矩 40.3×70.5cm 故宫博物院藏

 

先秦史官的《世本》云:“尧造围棋。”晋张华《博物志》说:“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尧、舜是传说中的人物,距今已4000多年。此说确切与否无可考,但它反映了围棋起源之早。春秋战国时期,卫国太叔文子已用“举棋不定”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明围棋活动在当时已是十分习见的事物。

 

秦汉时期,围棋一度沉寂,至东汉中晚期才又兴起,并且在汉末三国时期蓬勃发展。当时出现了许多围棋高手,如被推为“棋圣”的严子卿、马缓明,文人学士中的冯翊、岐道、王九真等。而“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观人围棋,棋坏,粲为复之……不误一道”(《三国志·魏书》),一时传为美谈。

 

两晋南北朝时,文人尚清淡,乐游宴,围棋空前发展。当时围棋等级已分“九品”,晋人范汪等曾撰《棋九品序录》五卷。棋艺评比的规模已很大,南朝梁武帝下令组织的一次品棋,“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南史·柳恽传》)。围棋高手更是遍及南北。围棋著作也是屡见不鲜,仅梁武帝萧衍一人就著有《围棋赋》《围棋品》《棋法》等。对围棋的沉迷,也使以围棋赌博的事时有发生。如谢安与谢玄弈棋赌别墅(《晋书·谢安传》);棋手杨玄保围棋赌郡,以致出现“玄保戏胜,以补宣城太守”(《南史·羊玄保传》)的荒唐事。

 

唐代围棋继南北朝之后又迎来了新的高潮。当时围棋已基本定型为纵横各19道,棋子由方形改为圆形,许多有着独特内涵并沿用至今的通用术语,如“立、行、飞、尖、粘、干、绰、约”(徐铉《围棋义例》)等,已出现。唐宋时期,围棋与弹琴、作诗、绘画一道并为风雅之事,盛行于各阶层,并留下了诸多充满闲情逸致的诗篇,如:“樽香轻泛数枝菊,檐影斜侵半局棋”(唐杜牧《题桐叶》);“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唐杜甫《题终明府水楼》);“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唐白居易《池上二绝》)。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仕女弈棋图》绢画,则让我们看到了唐代贵族妇女下棋的情景。唐代还专门设立了供奉内廷的“棋待诏”。棋待诏制从唐初至南宋末,延续了五六百年,及至元明时方名存实亡。

 

明清时期,围棋出现了历史上的又一次高峰。明代棋坛出现了著名的弈棋流派“永嘉派”、“新安派”、“京师派”,弈棋高手被称为“国手”、“国工”,甚至已使用过“冠军”(冯元仲《弈旦评》)的称号。清代出现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棋谱和围棋著述,如时有“棋圣”之称的仪征人黄龙士的《已话》等。

 

围棋盘 唐 长18cm 宽18cm 高7cm 新疆博物馆藏

 

象棋

 

象棋,又称“象戏”,其起源历来众说纷纭,至今无从确考。明代谢肇淛《五杂俎》中有“象戏相传为武王伐纣时作”的说法。但至少在战国时期已很流行,《楚辞·招魂》中,“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的记载,谈到了象棋的下法,“分曹并进,遒相迫些”;《说苑·善说》中,雍门子周以琴见孟尝君时所说的话:“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则表明当时象棋常在宴饮中进行。

 

秦汉以降,或因象棋比围棋要通俗一些,帝王和文人学士多轻视,认为“不足道”,致典籍中关于象棋的记载甚少。直到北周武帝宇文邕,将当时民间流行的一种象戏进行总结和改进,并将规则及要旨亲自写成《象经》,这才为象棋的最终定型奠定了基础。

 

唐代,由于太宗李世民的提倡,象棋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在唐代宰相牛僧孺的《玄怪录》中,有一段关于“宝应象棋”的记述,从象棋中出现了王、军师、马、象、车、兵六种棋子来看,与现代象棋已十分相似。

 

自宋代起,象棋活动开始盛行,其形制、规则也与现代象棋完全一样了。宋代“象戏家喻户晓”(宋洪遵《谱双》),上自帝王,下至普通百姓,几乎人人都喜爱。南宋宫廷中,不仅围棋有棋待诏,象棋也有棋待诏。

 

明清时期象棋已经非常流行,名手辈出,棋派林立,还出现了不少研究和指导比赛的专门著述,如《梦入神机》《梅花谱》等。这些都为古代象棋跨入近现代,以及近代象棋的发展和提高,作了充分的准备。

 

双陆

 

姚大梅诗意图之双陆图 绢本设色清 任熊 27.3×32.8cm

 

双陆,又称“握槊”、“长行”。由一个长方形棋盘、30枚棋子、2个骰子组成。双陆的棋盘有双门、24路,每边12路,12路又分为左右6路,故称“双陆”,即两个6路的意思。

 

关于双陆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事物纪原》载,三国曹魏“陈思王曹子建制双陆,置骰子二”;《山樵暇语》则认为“双陆出天竺(今印度)……其流入中国则自曹植始之也”。上述两种说法在双陆的起源上虽各异,但在时间上却是一致的,即均始于汉魏之际。而且,从宋人洪遵《谱双》中将双陆分为南北双陆、大食双陆、真腊双陆等多种来看,双陆当为舶来品。

 

双陆棋盘 唐 长20.8cm 宽10cm 高7cm 新疆博物馆藏

 

双陆流行于曹魏,盛于南北朝、隋、唐以迄宋、元。据《新唐书·狄仁杰传》,武则天酷爱双陆,以致做梦都常梦见自己在与人下双陆。宋代双陆更为普及,酒楼茶馆往往设有双陆盘,供人们边品茶边玩。宋末元初陈元靓的《事林广记》中刻有当时流行的“打双陆图”。1974年,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一副双陆棋具,其形制与“打双陆图”所绘几无二致。元代,双陆属于一种“才子型”游戏,为文人和风流子弟所喜爱。

 

明、清时,双陆仍在上层贵族及仕女中流行,在《金瓶梅》《镜花缘》等小说、剧本中时有描绘,不过总体来讲已略成衰势。清末,或许是由于象棋、麻将的盛行,双陆渐不那么时兴了,以致最终失传。


选自《读者欣赏》2016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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