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舰上的潜伏、策反与起义,人民海军的第一艘军舰竟是这样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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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0-10 15: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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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6日,中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也是中国首艘国产航母正式在大连下水。这一消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军事上有句名言:“十年陆军,五十年空军,百年海军。”三军之中,海军花费最大,其中最庞大、最复杂、威力最强的武器之一的航空母舰,更是海军实力乃至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象征。首艘国产航母的出现,无疑是人民海军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时刻。


这一刻,距离人民海军的诞生已经过了68年。68年前,国民党海军“黄安”号军舰在青岛胜利起义,成为了人民海军的第一艘军舰——那是一艘排水量只有745吨的护航驱逐舰。


从黄安舰到首艘国产航母,中国人民海军劈波斩浪,驶向大洋。


日本赔偿的“接22”

以起义之日计算,黄安舰属于国民党海军的时间算起来还不到两年。


二战结束时,曾经横行太平洋的庞大的日本联合舰队覆灭了,那些“大和”、“武藏”之类的海上巨兽在战争中被击沉,但还是有131艘中小型舰艇留了下来。驻日盟军总部决定将131艘日本军舰分配给中、美、英、苏四大国作为战争赔偿。


四大盟国用抽签分配这些军舰。中国代表抽中的第2份日本军舰是个“上上签”。这份配额共34艘军舰,包括7艘驱逐舰、17艘护航驱逐舰、2艘驱潜舰、1艘运输舰和7艘其他舰只,总吨位约3.6万吨,无论从吨位及舰况来看,均优于美、英、苏三国所抽中的份额。


黄安舰就是17艘护航驱逐舰之一。


黄安舰在日本海军中原舰名为“海防8l”号,1945年刚刚下水不久,日本就战败投降了。中国接收时依接舰顺序编号,称其“接22”号,编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一舰队后,正式命名黄安舰。


1947年8月30日,黄安舰驶入了青岛港。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黄安舰和其他日本赔偿军舰基本都停在船厂。时任黄安舰轮机部轮机员的张大发告诉记者,这些军舰都遭到了日本海军和国民党海军不同程度的破坏,必须大修。


张大发1935年就参加了国民党海军,在一艘小炮艇上当勤杂兵。1938年日军占领青岛,他随着部队上岸,一路溃败。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转回了海军。到1947年才真正上了军舰,在黄安舰当了轮机员。


轮机员在军舰上是一个技术兵种,张大发虽然干过海军,却并不懂轮机技术。不过,当时几乎是重组的国民党海军,也实在找不出多少真正的专业人才。张大发说,像他这样“没吃过猪肉,但好赖见过猪跑”的水兵,已经是黄安舰轮机部的主力了。那时候全舰满编124人,连舰长刘广超在内,真正海军出身的不超过20人。


张大发说:“黄安舰现在看很小,可那时候就是大军舰了,而且它还很新、很先进呢。刚上舰时,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光荣啊,心气也高。”


“可没过多久,看到那些军官们的所作所为,心寒啊!”张大发话音一转。


日本投降后,对这些势必要上缴的军舰进行破坏是可想而知的,作为战争赔偿的这批军舰在交付时,所有的武器都被拆除了。而且,不少军舰内部也有人为破坏的痕迹。34艘赔付给中国的军舰,最后只有28艘还可堪使用。


但说到国民党海军破坏这些已经属于自己的军舰,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张大发感慨:“国民党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呢?腐败透顶啊!”


原来,在这些军舰进入船厂检查维修时,国民党海军各舰的负责人没几个想着如何尽快维修出航,却把军舰的维修工程当成了牟利渠道。比如当时最为紧俏的发电机,军舰上的发电机明明是完好的,却被列为损坏部件拆下来卖掉。张大发说,不少军舰进船厂不久就被拆得仅剩一个壳子。然后这些海军的负责人再组织维修,从中又大赚一笔。


须知那时的国民党海军,在抗战中几乎损失了所有作战舰只,全部家底几乎就是日本赔付的这些军舰了。1945年10月,中国军队收复台湾时,先头部队竟然只能乘坐帆船前往。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海军中还有大批的军官,没有一点儿对军舰的珍惜爱护,反而破坏军舰来“发洋财”,如何不败?


当时,驻青岛国民党海军当局正在部署纳编,大量选调官兵,配备舰员。可是时间不长,像张大发这样曾经满怀爱国之心却饱受打击的人不在少数。


这也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渗透提供了机会,一场酝酿在内部的变革蓄势而发。


“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

黄安舰吨位较大,性能也好,新组建,显然是策反和敌工工作的理想对象。密切关注着青岛国民党军动向的中共胶东地区军、地党组织,通过多方面关系,派人打入了黄安舰。


最先打入黄安舰的,是孙露山。


孙露山是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下属的东海军分区联络科的工作人员。1947年秋,黄安舰调人开始不久,他就接受潜伏任务,穿上海军服到黄安舰当了一名枪炮兵。但由于情况复杂,孙露山一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于是,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将富有敌占区地下工作经验的东海军分区政治部联络干部张庆颐派驻青岛,一方面联系孙露山,一方面继续扩大敌工工作。


待到1948年年中,党组织与孙露山重新取得联系时,他已经是黄安舰的一个枪炮军士长了。


张庆颐潜入青岛后,不但恢复了和孙露山的联系,还启动了另一条秘密联络线。这个人是当时在“接34”号上任职的刘增厚。


刘增厚是山东牟平人。1927年就在北洋军阀的海军中当兵,因曾下水救起过舰上一个醉酒落海的大副,而与其结下了交情,跟随这位大副在海军当兵多年。刘增厚的哥哥是中共牟平县委的地下党员,他在1947年时发展了刘增厚。后来,为了工作方便,牟平县委把这一关系移交给了东海军分区政治部联络科。


张庆颐就是刘增厚在青岛的联系人。


刘增厚所在的“接34”号是一艘辅助扫雷艇,吨位小、航速低,也没有什么武器。刘增厚的职位也只是一个上士,活动范围、发挥作用都很有限。张庆颐这时已了解到孙露山的情况,认为刘增厚最好也能上黄安舰。一来黄安舰吨位大、速度快、兵员多,有利做策反工作;二来与孙露山在一起,两人可以互相关照。


当年刘增厚救过的那位大副,已经在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任职,张庆颐让刘增厚通过这个门路想想办法。一来二去,刘增厚竟然弄到了一张少尉军官的委任令,还升了军衔。


后来又几经活动、疏通,刘增厚于1948年7月调入黄安舰,当上了黄安舰的少尉枪炮官。之后,刘增厚与孙露山接上头。


不过,刘增厚上了黄安舰,很快就感觉自己的副手、准尉枪炮官王子良有些“不大对头”。王子良是之前的代理枪炮官,刘增厚来到黄安舰,把他挤到了第二位,他心存芥蒂也可理解。可事情似乎不是那么简单。只要是和刘增厚单独相处,王子良话里话外似乎总在试探刘增厚对共产党的看法。刘增厚自然要小心防备。


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孙露山。孙露山和王子良早有接触,他虽然也不能明确王子良的真正目的,但以平日的观察,这位代理枪炮官多有“亲共”言论,对国民党的种种作为早有不满。


王子良其实也在对孙露山做着同样的试探。终于,在一次看似无意闲聊中,王子良又挑起了话头。时值1948年9月,济南战役刚刚结束,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歼灭国民党军11万人。王子良似乎有感而发:“国民党这样下去早晚完蛋,咱们要给自己想好后路啊。”


眼见四下无人,孙露山决定单刀直入:“枪炮长有这个想法,我倒是有个门路。”随后,孙露山亮明了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


而王子良的反馈更让他大喜过望——王子良虽然没有入党,却已经为党工作了一年多了。他隶属于中共青岛市委的地下工作线,设在胶东解放区的平度县南村镇。


王子良的妻子袁丽峰后来也随丈夫参加了黄安舰起义,今年已经95岁高龄。忆起往事,老人不禁莞尔:“真应了那句话‘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地下党三条线上的同志,都跑到黄安舰的枪炮部来了,彼此还不知情,互相试探、提防着。”


袁丽峰告诉记者,幸好这三个人都是同志,万一哪个认错了,肯定是要掉脑袋的。王子良那时候年轻,没什么地下工作经验却敢想敢干,其实这种私自横向联系是违反纪律的,为此还挨了当时他的领导、联系人的双重批评。


王子良的领导陈坤全是受青岛市委委派到市内建立铁路系统地下组织的老党员,王子良的联系人则是他的弟弟、中共地下党员王志进。


平日里,王志进就注意到,哥哥王子良虽然在国民党海军中任职,却是个有着进步思想的爱国军官,对自己加入共产党也表示过支持。如果把他争取过来,不但是地下工作的一个突破,而且更有利于掩护地下党组织。王志进的想法得到了党组织的支持,也就由他来策反自己的哥哥。“哪用什么策反啊?王子良早就有这个想法,兄弟俩一拍即合。”袁丽峰回忆说。


经过地下党组织考察,王子良开始秘密为地下党组织工作,一方面搜集海军军事、政治情报,另一方面掩护陈坤全在青岛的活动。


陈坤全是上海人,说话总带着上海腔,在青岛一张嘴就惹人注意,不便露面。王志进就把他安排在自己家里住下。需要出门时,就由王子良作陪,甚至能时常到黄安舰上溜达一圈。


陈坤全公开的身份是上海来的商人。青岛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港之一,各色投机商拉拢海军军官做生意是再寻常不过的一件事。也就是那些不便公开说、却人人心知肚明的灰色生意,给陈坤全和王子良的关系提供了绝好的掩护。


瞄准舰务官

黄安舰起义官兵合影。


1948年9月,济南战役胜利之后,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了一片。青岛在整个山东半岛上已经成了国民党统治的一座孤城。明里,南京和青岛的国民党当局都在叫嚣着“死守青岛”、“反攻”;暗里,停泊在青岛港内的数十艘国民党海军军舰却收到了电令:做好撤离南下的一切准备。


敌人要跑?这让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几个人有些措手不及。


要知道,国民党海军的军舰一旦离开了青岛港,之前所有的工作就前功尽弃,以后再进行策反、起义,哪怕是基本的情报工作都会更加艰难。


几个人碰头商量了两个临机行动方案,并通过陈坤全上报了青岛市委。


第一个方案,就是炸沉黄安舰。


当时,青岛的船厂位于青岛港的小港内,小港是个蟹钳形的港湾,出口处仅百十米宽。黄安舰横着身子沉到这个出口,就能把在码头的十几艘舰艇全部封在港内,成为瓮中之鳖。不过,敌人很快会进行打捞、清障,黄安舰这样“破釜沉舟”至多维持一个月左右。所以,他们要确切知道解放军能不能在一个月内解放青岛。


第二个方案则是着手组织黄安舰起义。这三个地下工作者虽然早抱着这样的目的,但仅凭他们三个,根本不可能控制这艘军舰。


很快,青岛市委的指示传达回来,何时解放青岛属军事机密,炸沉黄安舰的设想被坚决否定。上级要求他们立即开始组织黄安舰起义的工作,寻机把军舰开赴解放区,并强调,“人民解放军也要有自己的海军”。


任务一下子变得紧急起来。


张大发告诉记者,黄安舰要起义的话,那么起义人员至少要控制住三个部门:操控整艘军舰的航海部、提供动力的轮机部、掌握武器的枪炮部。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都在枪炮部,要想起义成功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当务之急是迅速扩大黄安舰上的革命力量。王子良提出了第一个发展目标:舰务官鞠庆珍。


舰务官是军舰上职务仅次于舰长、副舰长的三号人物。黄安舰的这位舰务官在1948年9月刚刚上任。来舰报到后却很少见他上舰,行踪颇为神秘。王子良听说,是因为鞠庆珍的哥哥被国民党逮捕了,他在东奔西走地找关系营救。而这位哥哥被捕的罪名是“通共”。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鞠庆珍很可能也对共产党有所了解或倾向革命,具有策反可能,把他争取过来,最关键的航海部也在起义人员掌握之下了。


但是,舰务官毕竟是黄安舰上的上层人物,必须谨慎行事。巧合的是,孙露山是鞠庆珍的老乡,刘增厚也和鞠庆珍早就相识,于是,这两个人就以老乡、老朋友的身份接近鞠庆珍,并积极协助他营救哥哥。


鞠庆珍的哥哥鞠庆玺确实“通共”。 1948年8月,鞠庆玺谋划炮艇起义时被属下告发,遭到逮捕。鞠庆玺被捕后,没有吐露半个字的秘密,国民党海军稽查部门一时也找不到真凭实据,只能长期关押。


受鞠庆玺牵连,鞠庆珍也被撤了炮艇艇长之职,调到了根本无法运转的“接17”号军舰任轮机长。之后,鞠庆珍一方面想方法设法进行营救哥哥,另一方面则托人搭上了黄安舰舰长刘广超的关系,谋得了黄安舰舰务官的职务。


在黄安舰上,鞠庆珍认出了早在抗战时期就相识的张大发,两人关系越来越好,最后还成了拜把子弟兄。


张大发介绍,鞠庆珍为人热情正直,义气深重,人缘极好,到黄安舰不久就颇得人心。不过,他并没有在黄安舰表现出任何的“亲共”倾向,反而显得思虑慎重,胸怀深广。


经过了几个月的接触,孙露山、刘增厚和鞠庆珍的关系日益亲密,但这二人却越发苦恼。他们不止一次地用抱怨国民党腐败或是“干脆投共产党”来试探鞠庆珍,却总是被他岔开话题,得不到一点儿正面回应。


惟一能感到宽慰的收获是,鞠庆珍不像那些国民党死硬军官,听到“亲共”言论就如临大敌,至少他不会因为这些话就去出卖朋友。


时间却越来越紧迫了。1948年末,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先后取得了胜利,平津战役虽未完成,但谁都看得出胜负已分。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特别市的青岛,已被解放军三面合围,惟一的出口就是大海。


此时,黄安舰已经完成了大修,并进行了试航,一旦命令下达,随时可能南下。不能再等了。



一出“三岔口”

这时,孙露山和刘增厚终于找到了一个策反鞠庆珍的机会。


鞠庆玺被捕后,被关押了4个月,地下党组织几次营救,却因为国民党海军司令部接手此案而告失败,最终于12月20日被杀害。孙露山等人认为,有此“家仇”,对鞠庆珍会造成大的刺激,正好借机进行策反。


1949年1月的一天,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三个地下工作者一同来到鞠庆珍家,借吊唁鞠庆玺之机,向鞠庆珍“摊牌”。


可巧,那一天,张大发也在鞠庆珍家,同在的还有鞠庆珍的亲信张杰。


张大发已经记不清那一天的具体日期,只记得是农历腊月,离春节也不算远了。那个时期的青岛,处处是战争在即的紧张气氛,没有一点儿要过年的红火景象。


张大发回忆,鞠庆珍招待几个客人在家吃饭,这顿饭的气氛起初有些压抑。几个人无非是借着酒宽慰鞠庆珍几句。而鞠庆珍则几乎没什么话。


在饭桌上,张大发明显感觉到王子良那三个人藏着什么话,几次欲言又止。


酒过三巡之后,聊天的气氛才放开了。孙露山忽然挑起了话:“二哥(鞠庆珍排行老二),大哥不明不白地就被杀了,这个仇一定要报!”


鞠庆珍却沉默良久,叹了一句:“谈何容易啊!”


“这个仇是国民党造下的,要报其实也容易。”孙露山接着说。随后,孙露山亮明了身份:“我是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的特情,二哥要报仇的话,咱们一块开着黄安舰到解放区去。”


张大发说:“那时我还不知道‘特情’是什么意思,但猜得出孙露山是共产党。说实话,当时真是吓了一跳。”


鞠庆珍却非常镇定。他看了看孙露山,又把目光转向了王子良和刘增厚。底牌已经摊开,这两个人也不再隐瞒:刘增厚和孙露山一样,由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领导,王子良则隶属于中共青岛市委。


话说到这个份上,鞠庆珍忽然笑了:“我的关系在胶东区委统战部。”


张大发被酒桌上一个接一个让他震惊不已的消息搞得有些发懵,以至于记不起此后的情形,只记得几个人之后就接连碰杯,喝了不少酒。


“那天就和戏里的‘三岔口’一样。几个人暗地里隔空摸索了半天,最后才发现竟是一家人。”张大发笑着说。


其实,鞠家一门五兄弟,庆玺、庆珍、庆瑛、庆璞、庆琢早就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在青岛的不同岗位上进行着地下工作。其中鞠庆玺和鞠庆珍还分别当上了国民党海军炮艇艇长。只是他们潜伏时间更久,行事之谨慎远非王子良等刚参加地下工作的人能比。除了上线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外,再无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鞠庆珍没有展开工作,相反地,他所虑更深。


鞠庆珍到黄安舰后,先是把自己原来的属下、炮艇航海下士张杰调到了黄安舰,当上了航海军士长。到1948年底时,黄安舰基本完成整修,需要试车时,鞠庆珍又给黄安舰安排了周文竹、张金诺、王书恩等7名技术工人。这些人,全是鞠庆珍考察多年的发展对象,可以充分信任。


如此一来,黄安舰的航海和轮机部门都安插进了鞠庆珍的亲信之人。这些人虽然也不明确鞠庆珍地下党员的身份,但关键时刻,只要鞠庆珍振臂一呼,他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予以响应。


当时,酒桌上6个人,只有张大发还没想过起义的事。鞠庆珍当场非常严肃地问了张大发的态度,张大发当即就说:“干!这个窝囊的国民党兵我也不想干了,咱们一块投共产党!”


至此,黄安舰上的几路地下工作者兵合一处。经上级党组织研究,决定由鞠庆珍、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4个人成立起义领导小组,统一归中共青岛市委领导。起义由鞠庆珍负责指挥,王子良与陈坤全保持单线联系。


而经过三条线上的地下工作者此前各自的工作,黄安舰上的航海、轮机和枪炮三个要害部门可以说尽在掌握了。


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需要等待的,就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危险迫近


黄安舰全貌


虽然起义的时间还没有确定,但谁都清楚,这一天越来越近了。陈坤全向起义领导小组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当前的任务是安全潜伏,表面上要更加“灰色”,不能操之过急。起义人员之间在平时要疏远,做好本部门的官兵工作。每个同志要根据组织决定行事,不得随意行动。


陈坤全的这番话其实很有针对性。袁丽峰回忆,陈坤全在事后曾谈起,黄安舰起义之前,他最担心的恰恰是一直同自己单线联系的王子良。那时王子良起义心切,工作热情很高,但秘密工作经验严重不足。再加上此前的起义准备还算顺利,因而容易放松警惕,很可能暴露。


恰如陈坤全所预料,王子良热切地投入到起义工作中,却容易忽视秘密工作的风险。


就在起义领导小组成立后不久,王子良向陈坤全汇报了一个自己“十拿九稳”的发展对象——黄安舰轮机长刘彦纯。当时,刘彦纯正在和王子良弟媳的妹妹潘素娟谈恋爱,王子良夫妻还是两人的介绍人。潘素娟也是个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完全可以通过她把刘彦纯拉过来。


但详细了解之后,陈坤全却发现,王子良并不掌握刘彦纯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动态。而刘彦纯的身份和经历也比较特殊,他毕业于葫芦岛海军学校轮机专业,是黄安舰上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海军教育的专业军官,很受器重,年仅25岁就已经是少尉军衔,掌管着黄安舰的要害部门。策反他会有难度,而且风险很高。


已经箭在弦上的黄安舰起义,容不得半点纰漏。陈坤全拦住了王子良的计划,但也没有否定这个设想,他给王子良指点了另一个方案:刘彦纯的这个线索不能断,可以加强感情联系,但起义之事万万不能和他讲,要留待起义之时再突击发展。届时,如果他同意参加起义,则增加了胜利的砝码,如他不同意,那么还有处置措施,不至于事先暴露起义计划。


王子良依言而行,刘彦纯也最终在王子良和潘素娟的劝导下,在起义前的最后一刻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


不过,王子良平时的言行,已经引起了黄安舰舰长刘广超的怀疑。


刘广超是国民党海军中的顽固分子,他的弟弟刘广凯是当时国民党海军的少壮派代表,时任海防第一舰队旗舰长治舰的舰长。国民党溃逃台湾后,刘广凯还曾担任海军司令。


鞠庆珍曾经冒险试探过刘广超。一次闲聊中,鞠庆珍故作忧心忡忡地说:“现在长江以北基本都是共产党的了,恐怕青岛也守不住。据说共军准备封锁青岛港,我们要是出不去,不如就过去算了。”


结果,刘广超脸色一黑,当即把鞠庆珍劈头盖脸斥骂一通。好在鞠庆珍是通过刘广超的关系进入黄安舰,一直被刘广超当做嫡系,他又急忙周旋解释,这才没有被“军法从事”。


但对王子良,刘广超却有了深深的戒备之心。


1949年1月,春节前夕,黄安舰上的军官聚餐。酒酣耳热之时,刘广超忽然点着王子良说道:“听说你有个朋友常到舰上来,散布国军吃败仗、要逃跑的消息,你也是牢骚不断,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王子良的反应也够机敏,借酒遮面赶紧解释,确实有个朋友上过军舰,他是上海来的商人,也真的说过咱国军总打败仗,那是怕共军打到上海分他的家产。我发牢骚,是因为在海军干了多年,才混个准尉,连老婆都嫌我没出息。至于说给共产党宣传,那肯定是有人告刁状。


这个解释还算说得过去,刘广超也没再说什么。但是没过两天,刘广超就对鞠庆珍说:“王子良不可靠,找个理由把他调走。”


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海军已经对黄安舰上的地下工作有所察觉。危险在一步步迫近。


元宵夜,起航


中央军委给黄安舰起义成功的贺电


1949年1月下旬,黄安舰检修完毕,并且安装了25毫米、13.5毫米高射机关炮各两门,再装上主炮,它就是一艘完整的军舰了。


张大发告诉记者,黄安舰虽说不算大,主炮可不小,那是一门四寸七口径的大炮。换算成公制单位,大炮的口径足有120毫米,比当时陆军的主装火炮还要大。作为水兵,黄安舰上下都很期待一睹这门主炮的真容。


可是,运到舰上来的不是大炮,而是源源不断的柴油、粮食等等物资,前后总共装了有300吨,甲板上都堆得满满当当。


有一天,刘增厚在国民党海军运上黄安舰的物资中竟然发现了一整箱的手枪。他虽然是枪炮官,但主管的是舰炮、机关炮和高射机枪,黄安舰上只有几个高级军官配有个人武器。缺少枪支一直是起义人员的一大顾虑。这下子天遂人愿,刘增厚当即就把那箱手枪偷藏了起来。


可是,运来这些物资做什么用呢?难道国民党海军要把黄安舰改成运输舰吗?确实如此,当时国民党海军已经开始部署从海上南逃了。


进入2月后,满载物资的黄安舰又进行了一次试航。5日试航回来,停靠在造船厂码头。鞠庆珍在码头上遇见舰长刘广超。刘广超给鞠庆珍下令:“舰马上要离港,上面批了就走。现在开始备航。”


2月7日,刘广超明确告诉鞠庆珍:上面已批准黄安舰于9日离开造船厂到前海抛锚待命。


闻听此言,鞠庆珍喜忧参半。


喜的是,黄安舰奉命离港到前海抛锚,大概是要为其它军舰腾出码头装载物资,然后在前海编队南下。青岛港位于莱州湾的环抱之中,前海则在莱州湾之外。到了这个位置,实际上已经脱离开停泊在青岛港的海防第一舰队,实在是进行起义的天赐良机。


忧的是,国民党海军南撤的命令很快就会下达,起义必须在这之前,可以说迫在眉睫了。而这时,起义领导小组实际上还没有详细的起义计划。


当天晚上,鞠庆珍就把起义领导小组和他已经发展的张杰、张大发等人找到了一起,紧急制定起义计划。


首先是起义时间。9日黄安舰到达前海,四天后,2月12日就是元宵节。这天全舰放假,舰长肯定不在舰上。舰上管理松散,当晚就是起义的最佳时机。


其次是起义的目的地。张大发说,当时长江以北除青岛之外的海港,几乎都已经解放了。北上,仅在山东境内就有众多港口,乳山、威海、烟台,这些地方还是老革命根据地。但几个人商量之下,最终决定南下连云港。这样,即便被敌人发觉,还可以用“南撤”的名义蒙混过去。


至于敌人发现黄安舰起义后的追击,张大发回忆,大家对此倒是不太担心。黄安舰的航速能够达到16节(1节=1海里/小时=1.852公里/小时),整个海防第一舰队没几艘军舰比它快。再说,那时候军舰从备航、启动到驶出码头,至少要四五个小时的时间。这时候黄安舰都跑了有上百海里了,谁也追不上。


众人比较担心的倒是美国军舰会不会横拦一杠子。当时,美国第七舰队的30多艘军舰也停泊在青岛前海,他们如果阻拦,黄安舰就插翅也难飞了。


鞠庆珍告诉大家,他当炮艇艇长时,曾几次率艇从美国军舰旁驶过,美国人一般不予理会,至多是打旗语询问一下情况,我们随便答复一下就行。“眼下这当口,美国佬才不愿管闲事呢。”


张大发说:“鞠庆珍说得大家一阵笑。其实他是在给大伙宽心,谁敢保证美国人会有什么举动啊?但是起义已经箭在弦上了,放手一搏吧。”


这次会议之后,王子良向陈坤全汇报了起义计划,得到批准。刘增厚也通过张庆颐把起义计划上报胶东军区,并请上级协调连云港方面做好接应。


万事俱备,只待东风。


驶向光明


前排左起:王子良、鞠庆珍、刘增厚,后排左起为:孙露山、张杰、刘彦纯、田秉吉。


1949年2月12日,元宵节。


一切都按照起义领导小组的设想进行着。一大早,舰长刘广超草草点卯后,就坐着汽艇登岸回家过节了。他哪里想到,这一去,就再也不会有机会回到黄安舰上了。


鞠庆珍和王子良本被安排留舰,但他们向值班副舰长刘振东请假,以过节团聚为名,登岸接家属上舰。刘振东不但照批,还搭了个“顺风车”,让他们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也接到舰上来。


王子良把自己的妻子袁丽峰和刘彦纯的未婚妻潘素娟都接上了黄安舰。当天下午,他们成功地突击发展了刘彦纯。


鞠庆珍不但接了自己的妻子,还带来了两个起义的得力帮手。一个是他的表哥王德隆——一位在青岛海域行船几十年的老渔民,做引航员;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田秉吉,技术熟练的轮机兵。


返舰的途中,鞠庆珍还巧遇了张大发的弟弟张大同。心念一动,鞠庆珍招呼张大同:“我带你到军舰上玩吧。”张大同时年只有16岁,一听说能上军舰,当即乐开了花。机缘巧合之下,让他成了黄安舰起义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元宵节之夜,乌云遮月,海面上风大浪急。忽然而至的风云变幻,倒给起义增添了有利条件。


起义领导小组和起义骨干共18人聚集在黄安舰前舱,召开了最后一次碰头会。因为全舰在放假,其余人员或在食堂吃喝,或在住宿舱闲聊,根本没人留意到这次黄安舰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人员聚集。


起义行动由鞠庆珍统一指挥,他把起义的详细计划讲述了一遍,并分派了每个人的任务。然后,刘增厚打开自己偷藏的武器箱,从中取出手枪,分给每个人一支。


晚上8时30分,起义正式开始。


刘增厚和王子良端着枪,一把推开了副舰长的舱室。黑洞洞的枪口下,刘振东一家错愕万分。王子良向他宣布了黄安舰起义,随后把这一家人关进了锚链舱,由袁丽峰负责看守。一同被关的还有报务官宁德辉和报务员吴胜明,张杰等人已经控制了通讯室,切断了黄安舰的一切对外联系。


几个被关押的人,事后也都随起义人员加入了人民海军。张大发说,宁德辉还曾抱怨,他要是早知道起义的事,肯定一块干。可在起义之时,控制住这几个人却是必须的举措。


与此同时,黄安舰甲板上的两个执勤的士兵被缴了械。王德隆和田秉吉守住了士兵舱的舱口,鞠庆珍走了进去,向全舰士兵宣布了黄安舰起义。


黄安舰满编是124人,当时留在舰上的有62人。元宵节留舰人员的名单,其实是鞠庆珍早就利用舰务官的权力安排好的。这些人中,除了起义骨干,就是和起义骨干私交甚好的弟兄,或者是经过观察可以争取的对象。


鞠庆珍那里宣布起义,号召士兵们参加,暗藏在人群中的张大发、周文竹、张金诺等起义骨干带头响应。事先完全不知情的士兵们先是惊愕,马上又群情激昂,所有人都作出了改变他们一生的同样的选择——起义!短短几分钟,黄安舰起义人员就控制了全舰。


晚8时50分许,黄安舰拔锚起航。


在不远处停泊的美军第七舰队桅杆林立,黄安舰就从美国军舰的缝隙中穿过,最近时,几乎是擦着美国军舰的船舷。黄安舰以缓慢的速度,从容、镇定地驶过。鞠庆珍还命令打开全舰灯光,一路走得堂而皇之。美国军舰真的未作任何理会,就把黄安舰放了过去。


但是,刚刚穿过了美军舰队,一艘美舰上却忽然发来灯语,询问黄安舰的去向。黄安舰回答:“这里风浪太大,去竹岔岛(青岛以南一处港湾)避风。”美舰再没多问。


待到脱离了美舰视线,鞠庆珍马上下令全舰灯火管制,全速前进。


夜色笼罩着波涛翻滚的大海,海天漆黑一色。黄安舰开足马力,向着光明的彼岸疾驰。


“鸣炮”相迎


黄安舰起义纪念章。

1949年2月13日,凌晨四时许,天色微明。黄安舰一夜飞奔,连云港终于近在眼前了。


鞠庆珍下令打开全舰灯光,准备与岸上进行联络。


信号还没有发出,一发岸上打过来的炮弹忽然在黄安舰旁落水,轰隆一声炸起冲天水柱。这下轮到黄安舰上的起义官兵惊愕了,难道解放军不接受我们?


黄安舰马上发信号,按事先约定,黄安舰的汽笛和灯语都为“三长两短”。


可岸上的回应又是一发炮弹。情急之下,鞠庆珍命令信号兵,直接用通用灯语表明身份,又命人撕下一张白床单,直接挂到桅杆上。还是没有用,岸上的火炮还在一发接一发地向着黄安舰射击。

  

黄安舰的甲板上摆满了整桶的柴油,只要挨上一发炮弹,就会引爆全舰。


王子良也急了。他当即请缨,自己坐救生艇去岸上联络。炮弹还在不断飞来,这时候乘着救生艇下海,真有些赴汤蹈火的意味了——就算没被炮弹击中,爆炸击起的浪头也能把救生艇掀翻。情况危急,一时也没别的办法,鞠庆珍命令两个熟练的水手,操着救生艇送王子良上岸。


救生艇开出没多远,岸上的炮击忽然停止了。原来,连云港的驻防部队刚刚换防,交接之中,接应黄安舰的任务并没有传达到执勤战士处。


刚刚接手保卫连云港任务的执勤战士,上岗第一夜就发现了“敌情”:一艘军舰靠近了港口。那时候,解放军还没有海军,一艘军舰也没有。战士当即认定来舰是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了再说。就这样“咣咣咣”地前后打了八炮,幸而没有命中。


炮声惊醒了连云港的港务人员,他们看得懂灯语,获知黄安舰已经起义,赶紧将这一消息汇报给驻军。


与此同时,知晓近期会有国民党起义军舰来港的部队首长,也已经急令莽撞的士兵停止射击。


王子良等人顺利到岸,见到了驻军领导,误会顿消,化解了一场虚惊。


忆及此事,张大发笑着说:“当时可把我们吓得够呛。可事后大家又开玩笑,没打中黄安舰的这八炮,算得上迎接我们起义的礼炮了。”


黄安舰抵达连云港的第二天,即1949年2月14日,新海连特区(连云港当时的名称)党委书记谷牧接见了鞠庆珍、刘增厚等黄安舰起义领导人员。接着,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2月16日,周恩来亲自拟写中央军委致华东局的祝贺电报,高度评价起义成功——“庆祝你们争取敌军舰黄安号反正胜利”,“这是实行毛主席所规定之1949年争取组成一支可用的海军的首先响应者”,“请转知该舰全体人员予以嘉奖”。


黄安舰起义后,国民党连续两天派出多架飞机到连云港码头侦察、轰炸。由于当地解放军陆军部队配合黄安舰反击、保卫,未被击中。随后,黄安舰转移到苏北码头,伪装隐蔽。国民党空军虽又多次侦察、寻找,均未发现,黄安舰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首举义旗的黄安舰,列编归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二军领导,成为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第一艘战舰。


在黄安舰起义之后半个月,国民党海军的核心主力重庆舰也举起了起义大旗。紧接着,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起义……


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渡江战役的炮声中宣告成立。黄安舰与在渡江战役中起义的海防第二舰队各舰等,成为人民海军第一批战舰。人民的海军由此诞生,从最初的沿江、沿海直到驰骋大洋。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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