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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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3-25 15: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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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月没见了,微信君要是说是因为工作太忙会不会被打?


上次放出《清人诗集叙录》的消息之后,很遗憾书却一直没有上架。目前当当和亚马逊到了一些,其他的地方还不确定。因为仓库搬迁,发货和物流都受到了很大影响,编辑室近期新书都被波及,暂时无法确定上市时间。


没有新书的日子可以看看我们公众号的文章。这一次是明代专场,头条(本文)介绍的是明代文坛上的刀光剑影,有几桩有名的公案,也有不著名的细节,还顺手理顺了明代文学史。第二篇推介的是明代诗歌,恩仇录里出现的人名大部分也出现在了那一篇中。第三篇明代小品文推荐在有红泥小火炉的冬夜阅读。


本文有些资料整理自(还没有上架的)新书——廖可斌老师的《明代文学思潮史》,三大电商未上架,但有些自营书店似乎上了,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试试。



明代文学恩仇录

赵蔺璧 纂述


明代文学流派众多,前赴后继,一派兴衰快则一二十年,慢则三五十年,文学思潮急剧变化,前后辈关系复杂,逸闻趣事多,矛盾也很多。书生恩仇,粗算也有一沓,今天摘取主要的理一理。


如果前朝留下来的遗产也算数的话,吴中派可以算作明代文学的第一个流派,它是个地域性的文学群体,以苏州为中心,代表性人物是杨维桢、高启等。这个流派的文人在元末群雄逐鹿中支持张士诚,跟朱元璋作对,所以朱元璋特别恨。朱元璋击溃张士诚以后,对吴中派,政治上极力镇压和摧残,甚至置其于死地,比如腰斩高启、徐贲下狱、杨基判劳役。


朱元璋官方图


在文学上,他们也被属于朱元璋一派的浙东派毫不留情地批评。浙东派的代表人物是宋濂、刘基。宋濂号称明代文臣之首,他说吴中派那些人的诗文根本读不懂,因为他们就像是一个心思错乱的人在胡言乱语。刘基以谋略著称,很受朱元璋青睐。朱元璋问他当时文章谁的最好,他回答说宋濂第一,他第二,张孟兼第三,吴中派的那些人根本不在他的眼里。这两个威望很高的人这么一说,后面的人就更不客气了,比如王彝就很直接地说杨维桢是“文妖”,方孝孺说吴中派这些人是端着飘忽不定的鬼火訾议太阳,应该被消灭。吴中派被暴力与讨伐夹攻,无力还手,最后忍气吞声地澌灭了。


太祖洪武皇帝收拾完吴中派一干文人之后,接着翻过手来整肃帮助他的浙东派文人。他觉得文人最可恨,打心底里瞧不起,但又害怕文人,因为文人帮他出谋划策,灭了元朝,所以总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他利用胡惟庸毒死刘基和他儿子刘琏,然后利用“胡惟庸谋反案”处死宋濂的次子和孙子,宋濂则死在发配流放地的路上。皇帝淫威如此,浙东派领头人物结局凄惨,追随者的风头自然也就低了下来。在此之后,文学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宋濂(左)和刘基(右)


明成祖起兵夺取皇位以后,政治形势趋于缓和,对待文人也不像他父皇那么心狠手辣,文人渐渐又回到了皇帝的身边,但是这时候他们不再是手握政治权力的宰辅,而是变成了皇帝的小文秘,身处馆阁之中,为皇帝提供咨询、参谋、动笔、跑腿等服务。闲的时候才写写诗,诗文只是同事之间交流、娱乐的一种方式。他们的文辞尽量缛丽,雍容,稳重,看上去有学问,有内涵。于是就形成了一股新的潮流——“台阁体”。


“台阁体”的领袖人物是杨荣、杨士奇、杨溥,这批人在皇帝身边,身份娇贵,却没有骨气,后人尤其看不起杨士奇,因为他在编写《太祖实录》的时候,谄媚成祖永乐帝,厚诬那些忠诚于建文帝的人。


“台阁体”风行了四十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以后,文学界就有人看不惯这些文秘写的“台阁体”了。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元宵节,终于有人挑头,打破这种局面。按照往年惯例,宪宗皇帝命翰林院官进奉咏元宵灯火文字,共庆佳节,而翰林学士们遵旨要上一篇“台阁体”文章。但该年罗伦、章懋、黄仲昭、庄昶四人拒不奉诏,并且上书谏止元宵灯火。攻击体制是要付出代价的,最后这四个人被贬黜。他们虽然没有成功,这件事却说明“台阁体”已经令人厌倦了,连台阁内部的人都开始起来反对它了,它的崩溃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从成化三年(1467)到弘治八年(1495)这段时间,有不少人起来摸索新的文学写作,比如桑悦、文徵明、唐寅等,但他们的影响都比较小,没能超越台阁体。弘治八年(1495),李东阳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他也不喜欢台阁之风,他喜欢“神来、气来、情来”生气勃勃的唐代诗文,倡导人们学唐。这个想法一下子把明人沉闷的文学热情引爆了,追随他的人纷纷去研究唐诗、学唐诗。李东阳祖籍湖南茶陵,团结在他周围的文学流派就被称作茶陵派。茶陵派的影响是全国性的,李东阳成了当时的文坛盟主。


李东阳


李东阳的思想特色换个词形容就是“复古”,他打开这扇门,年轻人一拥而进,并且更加激进,号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称复古派的前七子。这七个人是李梦阳、何景明、康海、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其中李梦阳和何景明是他们团体思想上的领袖。前七子一开始拜服在李东阳门下,受到李东阳的提携。但因李东阳贪恋富贵,阿附大宦官刘瑾及其党羽,七子反对刘瑾,双方矛盾由此扩大,关系紧张。


正德三年(1508),七子中的康海母亲去世。按当时惯例,他应该“持厚币请台阁人为志铭”,也就是请地位很高的李东阳来写墓志铭。但康海没有这么做。他首先自己写了一篇《行状》,然后请地位很低的朋友王九思写《墓志铭》、段德光作《传》,更有甚者,还请因事被抓到京城审问的李梦阳写《墓表》。康海特立独行,此举一出,内外轰动,当然也伤了李东阳的面子,李东阳记恨在心。不久,当朝廷决心铲除刘瑾时,李东阳一方面顺利地剥掉与刘的关系,另一方面以康海与刘是同乡,曾受刘照顾为由,将康海列入刘阉一党,予以罢官。李东阳这种做法可谓恬不知耻,连他自己的学生罗玘都嫌弃,上书请削门生籍,不愿再做他的学生。


李东阳不久就去世了,没有人能压制七子,七子的风头很快就盖过了茶陵派,声势更加壮大。


在享受胜利与荣耀的同时,七子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李梦阳、何景明二人在学古的方法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李梦阳主张学习模拟法度,规矩观念重一些,何景明主张涵泳变通,变化多一些。二人的矛盾产生了纷争,朋友之间貌合神离,客观上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


前七子好景不长。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原先追随七子的后辈李开先、唐顺之、王慎中等人起来公开反对七子的思想,他们也受到嘉靖皇帝的青睐。嘉靖八年(1529)会试,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土张孚敬(即张璁)、詹事霍韬为考官,取中唐顺之等。廷试赐罗洪先、程文德、杨名及第。 唐、罗、程、杨皆为理学名流,这一届被艳称为“理学榜”。唐顺之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即总第四名)。嘉靖帝亲批其策曰“条论精详”,“海内传以为荣”。这与当年孝宗赏拔康海对策遥遥相对,倡导的风尚正好相反。


明世宗(即嘉靖帝


唐顺之、王慎中等人拉起的旗号是“唐宋派”,也是复古,只是学习的对象和重点不一样,以前主要是学盛唐,他们说这样不好,应该学中唐,尤其是唐宋八大家。


另外,“唐宋派”之所以能够迅速兴起,在文坛夺得一席之地,在很大程度上跟“权相”严嵩有关。他们得严扶植,受严庇护,为严羽翼。也正因为如此,引起了另一批年轻人——“后七子”的不满。“后七子”是李攀龙、王世贞、谢榛、梁有誉、徐中行、宗臣、吴国伦,其领袖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他们觉得唐宋派太狭隘,学习的对象又不够经典,于是重拾“前七子”的思想,故称复古派后七子,与“前七子”相呼应。由于嘉靖帝希望大臣们相互牵制、斗争,以便他幕后控制,所以嘉靖一朝,党争异常激烈,先是夏言、严嵩之争,然后是严嵩、徐阶之争,然后又是徐阶、高拱、张居正接二连三地斗争。唐宋派与后七子的消长盛衰,与政坛上的角逐密切相关,唐宋派诸人大多为夏言所黜,继为严嵩所收,后又为徐阶所黜;后七子则基本上都参加了反对严嵩集团的斗争,并受到严嵩集团的迫害,后来又得到徐阶的照顾。


其实,严嵩年轻时也是前七子思想的追随者,他与徐祯卿、郑善夫、崔铣是弘治十八年(1505)的同年进士,入翰林后,又与这些人交游唱和,风格以“秀丽精警”著称,李梦阳夸奖他,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严嵩字惟中)为最。”不过,为官不久,他便因病回家休假去了,在老家一呆就是十年。后来出山仕宦,官位越升越高,心也就越来越野,一路招权纳贿,精力就不放在文学上了。他的恶劣的政治品行自然会招致抨击,他对批评他的人也毫不留情的反击,之前的好友顾璘因为批评他,也被他中伤罢黜。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二月,刑部郎中徐学诗上疏请罢严嵩、严世蕃,结果被杖,削籍为民。日暮负伤出京,后七子之一的谢榛前来相送。三十二年(1553)一月,杨继盛弹劾严嵩“十大罪”“五奸”,后七子站在杨继盛一边,与严嵩公开对立。于是严嵩开始考虑怎么压制后七子。他想到的办法是,拉拢扶植另一批文人,使之成为一股足以抵消后七子的力量,这时唐宋派进入他的眼帘。唐宋派文人由此在政治上获得了一些利益和影响力。


严嵩书法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严嵩垮台,徐阶为首辅。后七子因参加过反严嵩的斗争,徐阶附身加意结纳,王世贞、徐中行等也自愿列于门墙。在徐阶的援引下,复古派诸子先后重返政治舞台,他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如果说在严嵩主政时期后七子与唐宋派呈分庭抗礼的局面,那么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成了后七子的天下了。


像前七子一样,后七子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甚至比前七子分化得更为严重。“后七子”对名誉看得很重,成员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中。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他们在刑部结诗社唱和,六名骨干人员各写“五子”,称“五子诗”,“以记一时交游之谊”。不久,经徐中行介绍,吴国伦加入诗社。开始吴国伦与诸人交谊尚浅,暂时没有列名“五子”(六子)。他加入诗社时,“五子”(六子)的名目已定,于是他想,若要列名其中,一定要挤走一个人,于是他把宗臣作为排挤对象。


宗臣


三十三年(1554)初,王世贞、吴国伦、宗臣在京,吴、宗发生争执,双方甚至大打出手。据宗臣写给徐中行的信说:“舍人(吴国伦)因起殴,几折吾齿。”又在给李攀龙的信中大骂:“吴生亡赖,耳目纵横,意常驾仆。仆发短心甚,颇得意于此生。此生矫厉,非仆当之,几负矣,足下以为如何?”于是李攀龙写信给吴国伦,说:“元美(王世贞字)书来,亟言足下似欲据子相(宗臣字)上游者,乃足下亦自谓宗、谢所不及,而梁、徐未远过也。明卿明卿亡赖哉,三子者不可谓非海内名家矣。……明卿今见其胜之尔,即一日千里,某何敢私诸二三兄弟乎?”李攀龙信里转述王世贞的看法,说吴国伦不仅自己觉得胜过宗臣、谢榛,就是梁有誉、徐中行也不觉得优长多少;李攀龙的态度还是批评吴国伦的。但是没过多久,当李攀龙因宗臣对自己被顺德府民告讦一事周旋不力时,他也对宗臣不满了,遂在写怀五子诗时,去掉谢榛,加入吴国伦,并置于宗臣之上。去掉谢榛,是因为他之前跟谢榛闹翻了。谢榛是布衣,没有功名,七子多藐视之,而谢榛则以名士自居,时有任诞作达之行。李攀龙赴任顺德知府时,谢榛就在附近,却不去相见。于是李攀龙就派仆人带上礼物去请,谢榛认为仆人来见,礼节太疏,于是就把仆人大骂一通,把礼品扔到大路上。李攀龙对此很生气,就写了一篇《戏为绝谢茂秦书》。


宗臣看到李攀龙的这几首诗后,就很不客气地质疑:“足下……怀诸子,仆句更奇。吴生乃以足下后仆于生,遂为信抑,恐足下不然也。”此后,李攀龙与宗臣的关系一直不好,后来李攀龙写信给王世贞说:“广陵生(宗臣)游我二人者已甚尔。今既以他补,其尚释憾哉。” 因宗臣外补地方官、王世贞后来又有劝告,李攀龙这才作罢。


吴国伦对李攀龙写怀五子诗,把他名列其中,并置于宗臣之前,很是感激。但后来他们也发生了矛盾,关系不好。吴国伦与宗臣的关系后来又有好转,这些都是后话,事情的经过委曲复杂,就不多说了。


李攀龙编选的《唐诗选》,此书是明代唐诗选中影响最大者。


谢榛跟王世贞也有矛盾。王世贞门庭显赫,他父亲王忬曾经很受嘉靖皇帝宠信,官位很高(王忬后因严嵩挑拨被嘉靖帝诛杀)。自己也是少年中第,春风得意。他因李攀龙的关系才与谢榛相交,一开始就不怎么把谢放在眼里,而谢榛偏偏又倚老卖老,所以可能在他们结识后不久,王世贞对谢榛就不大客气了。在谢榛看来,双方交恶,纯粹是因为自己对王的诗作进行了直率的批评,而王又不肯接受的缘故。不过,徐渭认为,诸子排斥谢榛,是因为谢榛没有功名,而其他人都是进士出身。(入清以后的钱谦益、朱彝尊都支持这一说法。)


在李攀龙与谢榛、吴国伦等人的冲突中,王世贞一直站在李攀龙一边,维护他的领袖地位,两人有过一段关系密切的时期,不过后来也出现过危机。王世贞任青州兵备副使时,曾与李攀龙论诗。李攀龙自命为孔夫子,而以王世贞比左丘明。左丘明是阐释孔子思想的人,比孔子低一级,有等而下之之意,王世贞听了很不高兴。李攀龙于是赶紧改口,拟之为老子。孔子是向老子问过“周礼”的人。历史上二人最起码也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嘉靖三十七年(1558)以前,王世贞还经常把作品交给李攀龙删改,从那年以后就不再送了。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摆脱李攀龙的影响,在理论和创作上走向完全独立。李攀龙去世以后,他便成了该派的领袖人物。


王世贞


后七子在文坛上春风得意,极为烜赫,但也有人不买他们的账。徐渭极诋他们模拟像剽窃,有如鸟学人语。汤显祖也是如此。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考中进士,次年七月赴南京任太常寺博士,一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五月,汤显祖在南京任职达七年之久。万历十三年(1585)至十五年(1587),王世贞之弟王世懋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十六年(1588)至十八年(1590),王世贞也来南京任兵部侍郎、刑部尚书。四方文人云集于王氏兄弟周围,南京成为复古派活动的中心。这时,汤显祖萧然杜门,不与掺和。王世懋是汤显祖的上司,他倡为公讌诗,汤拒绝参加。不仅如此,汤还于大庭广众之中指摘李攀龙、王世贞等人诗赋用事出处,批评其剽窃模拟之弊。作为复古派盟主,王世贞官位、声望都很高,与辅相元老关系密切。作为“报答”,万历十五年(1587)京察,汤显祖不仅没有升迁,反由正七品的太常寺博士调为从七品的詹事府主簿,他的书《紫箫记》,也被认定为讥讪朝臣,遭到查禁。


徐渭、汤显祖对王世贞等人的批评给后人的启发很大,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等复古派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万历二十年前后相继去世后,公安袁宏道兄弟继之而起,称“公安派”。袁宏道万历二十年(1592)考中进士,二十二(1594)年明确提出反对复古主义,提倡抒写性灵。后来钟惺、谭元春又对公安派主张提出修正,人称“竟陵派”。两派相先后,有一段时间还存在竞争关系,作为“公安派”的后期领袖袁中道曾号召人们抵制钟、谭,但没有成功,不仅如此,后来连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袁祈年(过继给伯父袁宗道)也被竟陵派吸引过去了。这两派的小品文写得特别出色,只是太纤弱。


公安派、竟陵派活跃的时代已经是晚明了,明末还有一次复古运动是由几个社团推动的,最有名的是复社,复社的领袖是张溥;这个社团最初是为了交流八股文经验而成立,后来才延伸到文学创作和政治领域。还有一个几社,几社的领袖是陈子龙,几社不是纯粹的文学社团,还有理学方面的思想掺入其中,比较注重操行,他们后来大多死在抗清运动中。清人入关以后,极力镇压江南士人,禁止各种集会、社团被扫荡得一干二净,而明遗民也大多认为结社是导致明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对之加以批判。至此,有明一代的书生意气,随着王朝鼎革,化为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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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硬广时间

《明代文学思潮史》

廖可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定价:56.00元

2016年4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

一语天然万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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