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汉文文献与中国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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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0-16 16: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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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东亚海域各国之间有着频繁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而在这种联系中,汉字是东亚邻国与中国交流得以实现的重要媒介之一。在长期的交往中,东亚邻国都形成了不少汉籍文献(在中国,这是被称为“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献,是我们得以将东亚视作一个具有相互联系的空间单位加以探讨的一个重要基础。

近年来,大批域外汉籍得以陆续刊布,其中,琉球汉文文献亦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举其荦荦大端,如2012年,《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第一辑共计30册,由福建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鹭江出版社出版。2013年,由日本高津孝、陈捷主编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36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都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其中,除了以往备受关注的政治史、贸易史资料之外,也收录了一些反映东亚社会生活的历史文献,颇值得仔细研读。这些资料,既是中琉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作为社会史资料的琉球汉文文献


明清时期,琉球与中国的交流极为频繁。早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曾赐给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这三十六姓都是福州水部门外一带的居民,他们世代以撑船为业。此后,举凡进贡、接贡、庆贺进香、报丧、谢恩、请封、迎封、送留学生、报倭警、送中国难民和上书等,皆由三十六姓的后裔——琉球久米村人具体承担。万历三十七年(1609,日本庆长十四年),萨摩藩闪电式入侵琉球,攻陷首里城,挟持尚宁王为人质,一度占领了整个琉球王国。此后,琉球国虽然受到萨摩藩的严密控制,但仍得以保留其王国体制,并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少琉球人在中国学习语言、文化以及各种生产技艺,回国之后再传授给其他民众。



以往,从朝贡贸易的角度,对中琉政治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交流史之研究所见颇多,但利用琉球史料从事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仍然颇可着力。在这方面,琉球文献可以提供一些颇为独特的史料。管见所及,有关这方面的史料,主要可分为四个类别:

一是水陆路程。清道光十七年(1837),琉球大通事魏学源撰有《福建进京水陆路程》,记载了琉球使者入京的水陆旅程。根据路程的记录,琉球人自福州出发,沿途经由闽江、衢江、东阳江、桐江、富春江、钱塘江和京杭大运河等北上,直到首都北京——这是琉球人晋京的传统路线。

二是笔谈资料。如十九世纪初的《琉馆笔谭》,是嘉庆八年(1803)琉球国使者嘉味亲云上(汉名杨文凤)与萨摩藩士石冢崔高的笔谈。杨文凤为琉球首里士族,曾随使节前往中国朝贡。《琉馆笔谭》对台湾、厦门和福州,有着诸多翔实而生动的记录

三是旅行随笔。琉球人从福州前往北京,沿途历经大半个中国。他们旅行各地,都留下了一些文字。虽然相较于朝鲜燕行使者,他们的文字素养明显逊色,总体上看,对于中国社会的观察也不够深入。迄今留下的文献,以诗文居多。不过,其中也有个别文献颇具价值。如晚清蔡大鼎的《北上杂记》,就是一种较为特别的琉球史料,在东亚燕行文献中亦别具特色。同光时期,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琉球方面一直采取各种方式加以抵抗。光绪二年(1876,日本明治九年),琉球王府派遣向德宏、蔡大鼎和林世功等人秘密航海至中国,将日本阻贡一事禀告福建当局。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因内忧外患自顾不暇,不仅未能慨准出兵保护藩属,而且还不允许向德宏等人入京禀奏乞师。这使得琉球密使羁延数年,杳无结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蔡大鼎长期滞留中国。《北上杂记》一书,就是他在此一阶段撰著而成。

四是官话课本。如《琉球官话集》抄本,原藏天理图书馆,后收入《宫良当壮全集》第10册。1994年,濑户口律子著有《琉球官话课本研究》,并将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等处所藏的写本《白姓官话》附录其后。20032005年,她又先后将《学官话》、《官话问答便语》整理、翻译出版。此后,高津孝、陈捷主编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煌煌三十六册,所收文献除了琉球版汉籍和琉球人著述之外,附编则为“琉球官话”(包括《白姓》、《学官话》(附《尊驾》)、《官话问答便语》、《官话集》、《官话》、《官话三字囗》、《官话》、《条款官话》、《广应官话》和《广应官话总录》),更是收录了绝大多数的琉球官话课本,成为相关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另2013年,内田市新发现了一种据说是明代的琉球官话课本,并认为这是《学官话》的祖本


琉球汉文文献与中国社会研究


在上述的几类资料中,不同类型的文献,其学术价值各不相同。琉球人由福州三山驿至北京,水陆共计4912里,纵贯南北,沿途所见颇多。道光年间魏学源所撰的《福建进京水陆路程》,除了记录沿途的地名之外,还包括简单的风俗概观和物产描述。这些记录,显然是参考了明代以来常见的日用类书以及商编路程编纂而成。不过,作为迄今所见唯一的一部琉球贡使之进京路程,亦仍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再如笔谈资料,反映了琉球人对中国观感的诸多侧面。例如,《琉馆笔谭》中,就有杨文凤与石冢崔高的生动对话。嘉庆七年(1802),杨文凤等人乘贡舶前往福州,因风不顺,漂到台湾。他在台湾逗留了四个月,对风土民情有着颇为细致的观察。他说:

 

    [台湾]东西狭,南北长,比琉球差小,其地有二种:曰生蛮,曰熟蛮。其曰生蛮者,或不火食者;熟蛮者,渐习中国风俗。

     ……

    台湾地方气候极暖,冬景如春,草木常青,土地平坦,多田。其经过处,往往有废坏城池,颓墙毁瓦,堆积成邱,土人指点,说道林爽文者,曾窃据作乱者。尝见城高池深,楼橹云构,不数岁,尽为焦土,闻之叹息而去。



杨文凤到达台湾的时间,离林爽文起义不过十多年,故他对兵燹战乱后的台湾之描述颇为真切。稍后,官府派遣船只将杨氏一行人送至厦门,根据他的观察,“其地蛮舶辐奏[],旌旗摇曳,画红彩绿,其船大如山者,泊于巷[]内,有长石垣至海心,名金门关,有一品武官,领从兵卒为守把”。此一描述,与稍后道光《厦门志》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比照而观。此后,他又到达福州,对于当地的描述更为细致:

石曰:在福州,曾见读书人,听其谈论否?

曰:见一二才子,文凤不识官话,言语不通,书字语言,闻其大略耳。读四书五经,用宋朝程朱注解,又旁及诸子百家之书,又学作文章,此天下皆同也。但闻今中国考试,文章取士,故读书者专为举业作官计耳。当其考试,考其文章,定其高下,取其中选者,或为秀才,或为进士、举人等科目,中国为学,此其与我邦少有不同。

石曰:闻中国奉圣人教,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无一人不学。至于诗文,必是人人会作。

杨曰:不是!不是!何以验之?前年册封使者来琉球时,从者五百人,其中能诗善文者,不过三五个人耳。由此看来,诗文亦是一大艰耳。

杨曰:福州琉球馆,与州城相去约一里许,其间都是人家,有万寿桥(街名),每琉人过此,儿童群集而戏之,甚至以马粪掷之。琼河人陈邦光者,旧年随使者到琉球,与文凤有一面之交。于时邦光为教授,在万寿桥,一日迎我等叙话,适会其家有光学之宴。光学宴者,堂中挂孔夫子像,令门弟子皆拜上香,礼毕,开酒宴。是日,邦光引五六十个门弟子,使文凤相见,曰:此几位在琉球博览饱学,汝等请出题求诗文。一人捧文房四宝,至面前,即成七言律以呈。众皆传观之,曰:若斯人,而敢不敬乎?更痛责子弟平日无礼于琉人,皆谢曰:后日不敢。后数十日,凤等将归国,在港口守风,福州存留官有信来,说他日过万寿街,每苦儿童作怪,今则不然,问儿童,曰:恐有中山杨先生过,所以不敢戏也。可为一笑!

……

石曰:福州曾见妇女行路否?

曰:不见。凡妇女出门,必用轿子,故不可见面也。但寺庙烧香时,必于庙门外下轿步走,方露其面。

杨曰:今清朝甚禁娼优,故无花街柳巷,然于海口或河下舟船辐辏等去处,有私窠子。

此处,杨文凤提及中国的科举制度、读书人的一般情况、福州人对琉球人的基本态度以及当地的妇女生活等。其中谈到的“私窠子”,亦即琉球官话课本中时常出现的“曲蹄婆”、“曲蹄船”。另外,文中还专门提到私塾中的“光学宴”,这在福州的方言文献《榕腔白话文》中也有记载,后者称之为“光斋”(在福州话中,“斋”即学堂之义)。“榕腔白话文”是以福州方言撰写而成的诗文,其中的《光斋》诗首句为“四月闹扛斋,白扇衫,学生仔逐群打阵。今日客调奉旨,举心喝闹渣洋。拜圣人点烛上香,行礼竟然拍花……”这是以方言戏谑的方式,调侃当时的“光学宴”。另外,应当指出的是,在杨文凤的相关记录中,对于福州的记载特别详细。这一点,也是琉球文献之于中国区域社会研究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

又如旅行随笔。《北上杂记》出版于光绪十年(1884该书记录了蔡大鼎从福州北上之沿途观感,以及光绪五年至九年(18791883)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从内容上看,蔡大鼎对中国的观察,固然有一些是参考了中方的相关记录,如《北上杂记》中的《风俗记》等文,就屡次提及《都门杂记》。《都门杂记》亦即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北京通州人杨静亭编写、出版的《都门纪略》这是一部有关北京旅行指南的专门之作。该书后来在同治、光绪年间曾屡次增补、刊行,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上述《风俗记》中的文字表明,蔡大鼎应当比较仔细研读过《都门杂记》一书,并在自己的行文中对相关条目多所摘录。而《北上杂记·十八省省城风俗记(附盛京俗)》中,则提到“余阅《大清缙绅全书》,其风俗土产,概应备录为览,但省得其劳,仅抄风俗而已”这说明,书中文字显然亦参考了相关的记录。不过,《北上杂记》中也有另一些记载,的确属于蔡大鼎本人的亲身经历及其相关见闻。具体说来,除了一些概述性的描摹之外,《北上杂记》中还有其人与当地民众近距离接触留下的个性化记录。例如,蔡大鼎有一篇《画家周棠记》,这篇短文是为一位民间画家所作的小传。此外,他还写有《姚氏请佣记》,其中提及王掌柜代佣工姚氏所写的“口禀”(“口禀”应源自民间的日用类书活套)。当时,北京作为清朝的政治中心,是巨大的消费性城市,“奴仆由来半雇工,京师偌大已成风”,大批的服务性阶层纷至沓来,这些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关于此类的佣人,蔡大鼎还专门另作有一篇《佣王氏记》,这种对下层民众的个体素描,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份颇为翔实而生动的资料。此外,在《北上杂记》中,蔡大鼎还详细记录了自己在京师的开销细账,亦颇具资料价值。

另外,在上述几类文献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琉球官话课本。虽然琉球官话课本的形成年代可以追溯至明代,但现存的绝大多数文本都是清代的官话课本。



在清代,福州是琉球人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当地的太保境后街有柔远驿(琉球馆)。根据当时的惯例,琉球贡使抵达福州后,先在琉球馆稍事休整随后琉球正副使、都通事、大笔帐等十数人(或多至二十余人)入京进贡,其余随行人员则仍住在琉球馆内,从事买卖或进行文化交流贡使进贡完毕,自北京返回福州,仍在琉球馆内稍作休整,然后才返回琉球首里王府。当时,除了官生(官费留学生)之外,还有一些“勤学人”前往福州,在琉球馆内学习官话以及医学、历法和地理等,一些不幸病死的琉球人即葬于福州。福州仓山区的白泉庵、鳌头凤岭、陈坑山、张坑山(今称长安山)等处为清代琉球人在福州的丛葬区。在清代,琉球人向当地山主买地立约,安葬病逝的亲人。正是因为这一点,不少琉球人往往将福州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较长时期在福州生活和学习,耳濡目染,对于福州社会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会话交流的琉球官话课本,有不少反映福州城市社会生活的史料。



早在明朝弘治年间,督舶内臣就曾开凿截弯取直的新港,从河口一带直接通往闽江,以便琉球贡舶往来。根据嘉庆年间杨文凤的描述

 

福州港口曰五虎门,有一条大河,两岸相去约半里许,我船到彼,可沂[溯]流而直达琉球馆门前。(馆去海口二十里许)……

 

这应当就是指由新港可直接到达河口的琉球馆一带。此后,琉球馆所在的太保境后街逐渐形成“十家排”,专门代售球商之货。琉球贡舶带来干贝、土木胶、蛇、假肚鱼等商品,都不得自由买卖,必须交由十家球商承办。道光十九年(1839),十家球商曾合资重建琼水会馆,这说明无论是此类贸易还是相关组织皆由来已久。

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中琉贸易,傅衣凌曾指出:“当贸易鼎盛之际,河口商贾云集,一般商人依赖十家球商而生,或代他们前往天津、江苏各产地采运木材、丝货者,颇为不少。”这些在琉球官话课本中亦有诸多描述。例如,关于丝货贸易,《学官话》就曾有下列的对话:

(琉球人:)老爷的钧谕,着琉球们收买官丝,琉球敢不遵命?那丝带黄色,是不堪用的,价钱又太高,琉球们故不敢买。瞒不得老爷说,我们敝国的法令是重的,若丝买得不好,价钱又买得贵,回国之日,我们的性命都是难保的。如今没奈何,只得来求老爷,体朝廷柔远之德,把丝换好的,价钱公平些,琉球们才敢买。

(中国人:)那丝狠好的,你们只管嫌不好,是你们不识货了。论起价钱,那里算得贵呢?

(琉球人:)不瞒老爷,琉球们这个丝,是年年买的,见得狠多了,好坏我们都认得的,价钱也是晓得的,那丝若不肯换,是断然不敢买的。若价钱太贵,也是断然不敢买的。

(中国人:)你们不买,我也没奈你的何,凭你们罢。

(琉球人:)求老爷不要这样说,古人讲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主人。琉球们离家数万里水洋到这里,只靠着老爷做主的,万事还要求老爷周旋才好。

(中国人:)你们说的是得狠,你却不知道这个丝,算是顶好了。若要再找好的,却没有的。那价钱若少了,他就折本了,怎么使得呢?如今既是这样说,你且回去,另日再来商量罢。

(琉球人:)呵!老爷吩咐狠是,琉球们总望老爷施恩,救拔蚁命就是了,多谢!

由此看来,琉球人似乎在反复挑剔丝的质量,甚至以吹毛求疵寻求压价。

关于当时的中琉贸易,琉球官话课本中还有不少记载。譬如,《学官话》中就有琉球人逛书店购书、买武夷茶、松萝茶之类的对话

除了有关贸易方面的对话之外,涉及风俗方面的内容更占多数。琉球官话课本《学官话》中有一段琉球人的对话:

晚生今年做总管到中国,没有什么别的缘故,一来要学官话,二来要学中国的礼数,如今到这里了,求老先生着实用心教训教训

“礼数”一词,亦见于《广应官话》,它是福州人的一句通俗常言,意指待人接物的礼仪、礼貌。可见清代琉球人到福州学习,官话和礼数往往并重。因此,在他们抄录的官话课本中,除了对日常会话的练习之外,对中国风俗文化的介绍亦属应有之义。也正因为如此琉球官话课本中有不少反映福州社会礼节和风俗方面的内容。数年前,笔者曾以《学官话》、《官话问答便语》等,对此做过颇为细致的勾勒。具体说来,琉球官话课本对当地宴会中的菜单、席间的酒令以及宴客的礼节等,都有相当详尽的描述。除了饮食之外,琉球官话课本对福州的元宵观灯、立春之日官府的迎春仪式、三月三踏青时的曲水流觞、端午节爬龙舟、七月初七七夕节、八月中秋环塔、九月九日的重阳节登高、纸鹞会、冬至拜冬、搓丸、腊月二十四晚的祭灶、除夕及正月初一的节俗等,亦有生动的描绘。此外,明清以来,福州的迎神赛会极为频繁,琉球官话课本对于普度、五帝禳灾驱瘟的“出海”仪式、三月的“东岳会”、十月的“城隍会”以及演戏酬神和“闯神”等,皆有不少细致的描摹有些描述甚至为中土史料所未逮。对于当时日常生活中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如“火劫”(火灾中的抢劫)、“驳马”(小偷)、“契兄契弟”(男性同性恋等),亦有细致的描述。其中的诸多对话,都充满了浓郁的福州乡土色彩。字里行间反映出的民情风俗,是琉球人透过练习语言了解中国“礼数”的重要途径

与《学官话》、《官话问答便语》相似,《广应官话》中亦保留了不少福州的方言词及其相关的读音。如“起动”,福州人说谢谢的意思“退悔”,是懊悔之意。鲎是一种甲壳类的节肢动物,生活在海中,血为蓝色,尾坚硬,形状宝剑,现在是中国国家级的保护动物,不能随意食用。不过,在传统时代,它却是福州民众餐桌上颇为常见的一种食物。对此,《广应官话》注明音孝,与当代方言的读音完全相同(鲎在普通话中拼音为hou,读若“后”,而在福州方言中,与“孝”字皆读若“好”)。此外,一些词汇、口头禅历数百年而未曾改变。如“放花,九龙放子,双月明,老鼠仔。(皆放花之名也)”“放花”也就是燃放烟花之意,“老鼠仔”是一种小长条的烟花,形似小老鼠的尾巴,故名。“古人说:君子不赢头盘棋”,这是输棋者在头盘失利时自我解嘲的一句口头禅。这些,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福州当地仍有此类说法,或是以之为通俗常言。另外,在一些对话中,也随处可见福州方言的明显痕迹,如:

这兜柑子树一年生得多少柑子呢?看当年不当年,就生得四五担,不当年只生得担把。

这兜荔芰树再花的时候,用些粪浇浇给他,明日好结实……

这兜龙眼树要坏了,快快浇些粪才好。

这兜榕树好大,不知有多少年代了?

这就不晓得。

这里的“兜”,相当于“蔸”,亦即“棵”“担把”,也就是一担多的意思。这些,都是典型的福州方言之表述方式。

《广应官话》中还有一些反映中琉贸易方面的对话:

你那里来?外国来的。

贵处那里?久米府的。

到此贵干?迎接老爷。来贵干。来庆贺。

记得我么?不认得你。

甚么货物?买了回去,所有违禁,有所不便。

此处指出,对话中的琉球人来自“久米府”。书中还提及:

年年买好多的绸缎丝罗布疋回去,你国里都用得完么?

国里也要用,也卖到别处去的。

卖去的东西,赚得多少银子呢?

没凭据,看东西贵贱,贵的少赚些,贱的多赚些,总是一两银子,有加四五的利息。

这样看来,也是个好生意了。于今皇上着你五年来一回进贡,你还是五年来好?年年来好呢?

五年来一回,国里人马不当平安,又没有东西卖,人就渐渐穷下来了。年年来,国里人马也平安,又有东西卖,又赚得银子,大家欢喜。年年来的是好,五年来的一回的是不好。

来国几坛[趟]?

头一坛[趟]来。


在清代,琉球素称“万国津梁”,受惠于明初中国所赠的海舟及相关的船员和航海技术,琉球通过东亚的国际贸易,成为北达日、朝,南及东南亚的太平洋海上贸易中心。对琉球来说,朝贡贸易以及随贡互市所带来的商业利润,王国之存续关系甚巨。而控制琉球的萨摩藩,亦非常仰赖于琉中贸易。为此,琉球人希望年年前来中国朝贡。其中有不少人,长年生活在福建省城,故而对于福州市场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如“衣服门”中有一段对话:

这几时天气热了,我同你到布铺去看,有上好顶尖的永春夏布,买几疋来,做两件夏布衫穿。

我看那永春夏布又窄又短,不如买那大田顶尖的夏布,又长又宽,更好。那永春的,一尺要十二个钱,买几丈来,做件长衫,剩的做件短的,不更好么?

又要做个汗褡才好。

做汗褡,要买闽清葛去做才好。

广葛不更好么?

广葛太细,做汗褡可惜了,只好做袍子穿。

这几时冷来了,我同你到城里皮草店里去,这几时有西客到了,看他有好羔子皮,买他十多张来,吊件袍子穿。

 

永春、大田和闽清数县,皆在福建省内。永春、大田之夏布与闽清的葛在清代民国时期都是八闽的重要商品。对话中的“西客”,则是指来自山西的晋商。这段对话反映了当时省城福州布料商品流通的一些侧面。

此外,《广应官话》中还有一些反映不同地区风俗习惯的内容,如“南京人飠㒼饭吃,有气力;福建人捞饭吃”。“飠㒼”字,《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辞典,虽俱引《万历野获编》中的例句乾清宫内有‘飠㒼膳局”,但对该字的解释皆作“音义未详”。今按:就“捞饭”而言,福州等地的民众,直到20世纪7080年代,习惯上还是将饭煮熟后,早餐先吃其中的稀粥,而将捞出的米粒在中午时用蒸笼炊熟后再吃,此即所谓的捞饭。这样一来,米粒的口感及其营养明显稍逊一筹。由此看来,“飠㒼”字实际上应指未经捞饭程序所煮出的米饭。关于时尚与风俗,该书“俗语门”中还收录了不少俗语:

蛮子学京样,学死也不像。

福清哥吃大麦、讲大话、放大屁。

矮子不作怪,天下不太平。

丑人多作怪。

黄牛面前骂白马。

扯东瓜骂葫芦。

[扬]眉杭头苏州脚。

奶奶叫我剃毛,皮有皱难下刀,棉花丢进内,好似胡须吃软糕。

十个胡须九个臊,十个女子九个肯。

少时偷针,大时偷金。

男人不看《三国志》,女人不看《西厢记》。

偷食瞒不得牙齿,做贼瞒不得乡里。

捧卵胞过河假小心。

人来求我三春雨,我去求人六月霜。

曾记少年骑竹马,看看又是白头翁。

地牛转肩。

这些俗语,应是18世纪流行于福州当地的通俗常言。其中有些俗语反映了清代福州城市的时尚“蛮子学京样,学死也不像”,是说南方人学习北京时尚,正像郑板桥所说的“扬州人学京师穿衣戴帽,才赶得上,他又变了”。“扬眉杭头苏州脚”,反映了旧时扬州、杭州、苏州作为江南文化的渊薮,其时尚为中小城市所追逐。而在另一方面,虽然在全国,福州并非第一等的大都市,但在福建省内,它却是省会之地,亦为福州府城之所在,故而作为福州人往往自我感觉良好,对于郊县各地的其他人群都不太看得起,民间素有连江鸡、长乐、福清哥、莆田猴”之调侃。“连江鸡”是指连江县出的鸡相当有名,俗有“连江鸡筑胲”的说法这是说旧时无良的养鸡户,在鸡出售之前,强行喂食米糠,增加份量以多赚些黑心钱。“长乐委”主要是指长乐人说“我”字时,与福州人的发音有所不同,读若“委”。“莆田猴”则主要是指莆仙一带的方音哓哓难懂,为人性急,难以打交道。而“福清哥”,通常认为是由“福清蚵”而来——这是说在传统时代,福清一带极为土地硗瘠,常年干旱,没有东西吃,往往只能番薯配不值钱的蚵仔”(小牡蛎),所以叫做福清蚵”。在福州人看来,福清人虽然穷困潦倒,但往往说话口气却很大。他们难得吃上米麦,通常只能以番薯充饥,故在人面前时常放屁,遂有“福清哥吃大麦、讲大话、放大屁”之说。类似极为俚俗的方言,在上述的“俗语门”中还有一些。例如,“捧卵胞过河——假小心”实际上是句歇后语,意思说肾囊是长在自己身上的,过河时用手捧着,实在是小心过甚。该句歇后语,事实上与清代福州当地的一种地方病有关。在西方传教士留下的福州医学文献中,常见有大阴囊的病例。而这种大阴囊,俗称“大卯[卵]胞”。琉球官话课本《学官话》中,就曾讲述过一个笑话——说福州的“驳马”(小偷)身手敏捷,一眨眼功夫就能将他人身上的钱偷走。某次在戏台底下,有位患有大阴囊之疾的人在看戏,结果被小偷误以为他在裤裆内藏有银钱荷包,遂用刀子在上面一割,弄得血淌满裤。这些极为俚俗乃至猥亵的俗语及相关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琉球人对福州社会的细致了解。

上述所列俗语中的最后一句为“地牛转肩”。对此,《广应官话》中另有一段详细的记载:

三月初六早起,地大动,不过一刻就歇了,又动些。这天上晚时候,风雨又大起来,吹坏各家的东西。

三月十二日一更时候,地大动,动了一歇,又动,差不多动了半刻才歇。

四月十六日下午时候,地动些,一歇又动一点,到晚间又动些。

福州地处地震带,当地人对于地震的看法,认为大地是由一头硕大无朋的牛即“地牛”扛着,所以常常会觉得累了,需要换一个肩膀来扛。每当这头牛换一个肩膀歇息时,便会发生地震,这也就是“地牛转肩”。

另外,在清代,福州的戏曲文化极为发达,不少通俗常言就来自戏曲。其中尤多为人处世的警句格言,如上揭“少时偷针,大时偷金”、“男人不看《三国志》,女人不看《西厢记》”、“偷食瞒不得牙齿,做贼瞒不得乡里”等等,皆应源自戏剧表演。

此外,《广应官话》中还有不少反映当时社会风俗的内容,如“人品”中有“兔子,北京的话;契弟,福建的话;男风的人,好男色也;好南风,仝上”,这显然是与清代福州社会“契兄契弟”有关的内容。从《广应官话》的条目内容来看,该书记录了18世纪福州当地通行的官话,其中有不少反映了当时城市生活中的诸多画面。



余论


明清时代,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各国使者络绎不绝地前来北京,他们留下了大批对沿途城镇及社会风情的相关记录。当时,琉球人从福州出发,沿闽江而上,水陆兼程前往北京,沿途经由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多有撰述他们留下的文集、诗歌、语言教材等,可以成为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中国的相关资料。虽然迄今所见的绝大部分琉球人有关中国纪行的史料(以诗文居多),尚无法与朝鲜人的《朝天录》、《燕行录》的学术价值等量齐观。但就琉球文献而言,水陆路程、笔谈资料、旅行随笔和官话课本四种,各有其相应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官话课本对福州社会的集中描述,更是难能可贵。

自明代以来,福州是琉球人登录中土的第一站,也是许多琉球人长期生活的城市。一些琉球人,与福州的士子过从甚密。以久留米村士族蔡德懋、蔡大鼎父子为例,他们与福州士子就有着频繁的联系。日本山形县市立米图书馆收藏的《国学槐诗集》,为蔡德懋所编,其封面就书明“华人三人改政”,而扉页上则“用朱纸半幅写点(?)/顿首百拜奉呈/某位先生台下,敬求/改正并批示”,其后有:

用朱纸写来

合读诸钜制,春[雍?]容大雅,卓尔不群,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玉树交枝柯,允推杰构,间有僭易处,未知当否,伏乞尊裁。晋安林振高拜读。

金相玉质,蔚为国华弟林彦起拜读。

“晋安”亦即福州的古称。书中收入向如霖、郑元伟、蔡呈祚、翁永保、向长庚、顾余禧、骆绍业、向士元和骆维瑚等琉球人的汉诗。在首页右上方,用红笔标出“华人改正”的字样,其中有诸多评语。如有的评作“结句固接得上,然总嫌其词意不圆也”,这说明琉球人与福州士子有着较为深入的交流。关于这一点,在蔡大鼎等人的文集中,也有不少相关的记录。



在当时,与琉球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城市是福州和北京。前者是起点,后者是终点。因此,琉球汉籍中保留有不少与该二城市相关的文献。如米图书馆收藏的蔡德懋之《御制并和诗》和蔡大鼎之《御诗和韵集、万历十五年以降记》,封面就都有“上京用”的标记,这显然是为了前往北京朝贡时的应对之需。特别是《御制并和诗》的封面蔡德懋的署名,另有“伊计记”的字样可见,是由蔡德懋所抄写、后来传至蔡大鼎(伊计亲云上)的书籍这说明一些琉球汉文文献,有着长期的流传和编纂过程。与此相似,琉球官话课本的编纂和传抄,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当然,这些琉球官话课本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在中国旅行,特别是在福州生活期间所使用。

从现存的琉球官话课本来看,早期的官话课本,还看不出福州区域文化的明显影响。例如,内田市披露的一种明代官话课本中有对北京的描述:

我在北京三四个月。北京城里,都是走过了,那花街柳巷,美女标致得紧,宝贝物件多得紧,还有棋盘街,五凤楼,文武官员上朝,灯笼火把,跟随人众,好不热闹,我一年也说不尽。

此处的描述,未见有后期官话课本中福州方言的影响。此外,该书中还有一段对话:

弟们还未到中国,言语不通,请兄们指点教我,学得几句也好。

有闲的时候,到这里来谈谈,千万不要见外。

不敢,我也一样,我初到贵国么,要求你的事。一来说,还不知这里的风俗。二来呢,又不知这里的路上,虽听见好玩的所在,总去不得了。

这段对话,同样也未见有福州方言的影响。另外,书中抄录了“曲座”(即小曲),有“满州家,鞑婆子,难描难画,不梳头,不搽粉,好打着一个练槌。金圈子,银圈儿,两耳垂挂,上身穿着貂皮袄,脚下踏着马皮靴,带过一疋马儿,背上一个鞍儿,拿了一张弓儿,搭上一条弦儿,插上一枝箭儿,架了一架鹰儿,打了一个围儿,取了一个火儿,吃了一袋烟儿,醉了一个昏儿……”从其中一口一个“儿”来看,受北方官话的影响较大。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琉球人在福州的活动愈益频繁,官话课本中的区域特色亦愈来愈明显。对此,《琉球录话》一书中有几段资料相当重要,该书序云,文化丙寅,琉球国王尚灏遣其子尚大烈等前往萨摩藩朝聘,以谢袭封之恩。文化丙寅,即文化三年(1806)。当时,成岛司直与仪卫正郑嘉训、乐正梁光地相见,咨询琉球的制度风俗。其中提及:

萨邸舌人学苏、杭间语,琉人咸作福语,是以问对往复之间,轻重清浊,互相牾,问一事及再四,而终不得其实者亦不

此处提到,萨摩通事所学的是苏、杭一带的官话,而琉球人所学的则是福州官话。由于不同地方之人所说的官话,受当地的方言影响较大,故颇有难以沟通之处。揆情度理,福州方言的特点是h”与“f”不分在与他方人士对谈时,难免会有不少难以理解之处。这段记载颇为耐人寻味它实际上指出了琉球人所说的官话,受到福州方言的巨大影响。诚如《官话问答便语》中一位福州人所说的那样:“我本地的人,说乡谈惯了,爱学官音,还是千难万难,含糊将就说出几句。”因此,即使是教琉球人讲官话者,也难免受到福州乡谈的影响。直到晚近,福州当地仍有“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福州人讲官话”的说法这既是外地人的观感,也是福州人的自我调侃其中心意思是说福州人特别喜欢讲官话,但其发音受方言影响甚大,常常令外人忍俊不禁。而由福州人教授的琉球人,也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据《琉球录话·习业次第》描述:

福儒授业,先教言语,以言语不通,则不能受句读、解讲说也。言语之学,殆二三年,轻重清浊,不异福人,然后授四书五经句读明详,字义粗通,又背诵其书,然后渐学文章。

此一记载,反映了福州士人教授琉球人读书的具体做法。其中的“轻重清浊,不异福人”,与前引《琉球录话》序中的“轻重清浊,互相”恰可比照而观。从中可见,“福儒授业”所教出的琉球弟子,他们的发音最后是“不异福人”,这就难怪“琉人咸作福语”、与萨摩通事所学的“苏、杭间语”(南京官话)常常各说各话,难以沟通了!也正因为这一点,伴随着清代琉球人在福州活动的日益频繁,官话课本中的“福语”色彩愈益显著。

大致说来,现存的琉球官话可分为会话课本、词汇课本和其他的辅助教材等。对于这些官话课本,以往的学者多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研究,历史学者则甚少注意及此。其实,琉球官话课本不仅是方言研究的珍贵资料,而且对于清代城市生活史的研究,亦具有颇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清代,琉球人以琉球馆为中心,生动地描绘了福州城市的社会生活其中涉及到的诸多侧面,反映了中琉交往中的日用平常及其相关的应对措施,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了解清代中小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从社会史的角度对琉球官话历史内涵的发掘,亦能更好地理解清代的琉球官话这也就是我们必须重视这些琉球汉文文献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刊于《海洋史研究》第十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6月。注释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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