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听到了“下只角”的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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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09-03 1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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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汪刚


在我的人生轨迹上,上海分裂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子体,一如蛋清与蛋黄般层次分明。居于中心的是宁波路上的外婆家,一幢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不是嘎吱嘎吱的木楼梯,也不是两个表哥教我用烟火写字的晒台(结果我烧坏了我的旅游鞋),更不是隔壁大门口的白色水泥粪便池,而是因为从外婆家出来,往香粉弄一钻,就是南京路丝绸公司的后门,再拐到前门,便可踏上后来的南京路步行街。

在南京路穿梭成为我童年的冒险之一,和现今新建的商场还不同,老式商场的扶手电梯被按在某一个隐蔽的角落,我和我的两个表哥最热衷的游戏就是比谁先找到华联商厦的电梯。我老输给他们,白亮亮的化妆品柜台宛若八卦阵,柜台后面还站着一个脸抹得宛若僵尸鬼的阿姨,把我吓得迷了路,到头来总是大表哥先找到我,领我去扶手电梯那儿,二表哥早已迫不及待地攀上逆行的电梯。


△永安百货凭空杜撰的上海情调 图/钱佳楠

多年以后,母亲告诉我现在的永安百货就是当年的华联商厦,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外墙已经翻新,刷成乳黄色,四楼的阳台还时常有一位穿西装打领结的大叔吹起悠扬的萨克斯风,伪装成“老克拉”,引得游客驻足围观。对我而言,这是一份凭空杜撰的上海情调,并不真实,我记忆中的华联商厦是灰色的。

或许就因为秉承着某种市中心人的骄傲,我的母亲习惯把她后来嫁到的曹杨新村称为“下只角”(上海人对城乡结合部的统称,也借以指代穷人居住区)。时过境迁,我常常分不清父母之间乏味的感情故事是八十年代特有的朴素还是我母亲骨子里的骄傲作祟。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曹杨电影院?”我问过他们。他俩竟给出截然相反的答案,母亲摇头,父亲则点头。母亲见父亲首肯之后不屑地奉上一句:

“谁人晓得?那时候连门口的大上海电影院也不跟他去看,会到这里来看什么曹杨电影院?”

父亲闷声不响,很像他一贯以来的样子。

可能跟我的母亲有关,十岁以前我对曹杨新村没有任何归属感。小学同学炫耀自己周末随父母去亚新或武宁亦或曹杨商场时,我会不以为然地耸耸肩,笑着说:“这有啥?我每个礼拜六都去南京路!”

是的,我从来不说我去外婆家,而是说我去南京路。然后我那些普陀区的土著同学便会巴登巴登目眦尽裂,张大嘴巴羡慕地望着我,虽然我的户口早已因订牛奶的缘故(那时候孩子的牛奶必须跟随户口所在地,而且只能订一瓶)迁到普陀区。就在几个月前《萌芽》的编辑胡老大还问我:“你身份证号是107,107在哪儿?”我心底一阵酸涩。


△参观曹杨新村的工人代表们在欢快地交谈 资料图

我无法像我的同学那样早早地对曹杨新村建立起一份故乡般的情谊。他们会叽叽喳喳地喊:“曹杨新村是上海市第一个工人新村!”“前国家领导人以前就住在阿拉曹杨八村!”……他们耳熟能详的典故每每在我耳边炸裂为一道劲爆新闻,我一放学便小鸡似的飞奔回家,问我早班下班的妈妈:

“妈,伊拉讲以前的国家领导人原来就住在此地,是真的啊?”

我还记得我母亲当时的反应,她的双手继续淘饭,节奏分毫无差,头都没有转过来,平静地答一句:“对啊。”


不知为何,我很怀念我母亲骄傲的模样,她是费家的三小姐,弄堂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位“小妹妹”吃饭挑剔,肥肉太油,河鱼太腥,宠爱她的父亲曾在晒台上帮她洗长至腰间的头发,80年代流行什么她就穿什么,喇叭裤、直筒裤、高腰裤再到皮茄克,顶替父亲在工业用呢厂上班的她还是厂里的标兵,不日就当上了车间主任。我喜欢那时候的妈妈,她每个星期会到理发店吹头发,抽屉里总有股高档香水的味道,散落在每个她待过的地方,而我会蛮不讲理地抢她的枕头。

这一切都中断在我十岁那年。宁波路上的外婆家拆迁,姨妈和外婆挑来挑去挑了套最远的房子,在浦东金桥。原来那个身板结实的外婆搬来浦东不过四年就过世了。我母亲直至今天还怨恨那场拆迁,“搬得那么远”,“现在那里还没阿拉曹杨闹猛”。

可人终究是矛盾的动物,她提到曹杨的时候何尝不是说“要是此地有拆迁就好了”。

就在外婆家搬离宁波路之后,我才不得不接受自己是曹杨人的事实。对口的那所中学名声实在不好,我母亲死求活求托了个远亲出了七千块钱择校费才进了梅岭北路上的一所公立初中,那笔钱,原先是我们搬离八村的希望,没了以后,我妈更加谨小慎微,而我与曹杨也注定难舍难分。

学校门口是条十字路口,因而回家的路不仅可以向左走,向右走,我更常选择的是“向前走。”当然,我也曾经向后走过,往后退原先有家罗森,世纪之交时算得上一家比较高档的日式便利店,觉得中午饭难以下咽的同学会涌进去买寿司,饭团或者关东煮,我常常是陪她们去买的那个,听她们说多了自己也会顺口偷一句:

“当年罗森的贡丸超好吃的!”

这句话屡试不爽,一起排队的陌生人忽然间绽放出一抹惺惺相惜的笑容:

“你也觉得啊?我那个时候每天中午都去买!”

好像过去每所中学旁边都有一家罗森,就像现在每栋写字楼附近都会有一个全家。只是,我未曾尝过传说中“超好吃”的罗森贡丸。

罗森再往后一点儿是曹杨五村,我的朋友若子就住在里面,她偷偷带我回家时会在家门口逗留片刻,郑重其事地问我三个问题:

“你会不会带陌生人来这里?你会不会带坏人来这里?你会不会带小偷来这里?”

我还在绞尽脑汁厘清其中的逻辑关系,她却已经抖动钥匙旋开房门,跟我说那三个问题是她爸爸命令她“宣读”的。而那里,也是我往后退的边界。


△回家的路 图/钱佳楠

我很少出了学校门向右走,除非和我另一个好友小玥一起去三汽公司等她在那里上班的母亲。那条路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是尘土飞扬,我们先走过沙田中学,学校的外观一如其名,沙土色的,再往前就是明晃晃的曹杨路,自行车早早地驶进机动车道的边缘,盼着红灯转为绿灯。骑车的中年男人和我爸很像,屁股扭向一边,屁股后面的口袋或者塞了一包烟或者插了一束圈成一叠的报纸,偶尔会溜出一记响屁,幸而不臭。看到他们我就执拗地想起唯一一次和爸爸同乘公交车回家,他遇见他过去的同事,想介绍读书特别了得的我,他喊我的名字,我故意不理他,我听见他跟他的同事高声嚷嚷:“我嘛,靠阿拉老婆的,上海滩上哪一个男人不是靠老婆的?”也因为这样,我坚决步行半个多小时回家,不让他靠近我学校半步。小玥和我远远地避开那群男人,站在横道线上。穿过马路,沿曹杨路向北走就是三汽公司和曹杨七村。

彼时轻轨三号线四号线都还没建,没有那么多风尘仆仆的上班族,我和小玥晃晃悠悠地荡过去,在三汽公司门口看那些出厂的空车,叮铃铃铃,一辆车,叮铃铃铃,又一辆车,通往江桥,丰庄,南翔,马陆,等车的大都是些背着书包的学生,多是不久前把曹杨新村的老公房添了千把块置换到偏远一些的新公房。小玥的家就在丰庄,对普陀人而言更为熟悉的名字是“轻纺市场”。

我的父母和我都不曾预想后来那些房价会水涨船高,不管母亲多拼命工作,她还是只会把赚来的钱存在银行里,她说要留给我读书用的。父亲已经两度下岗,最后在小区做了保安,几乎拿了一辈子的最低工资。买房的机会一来,否决的是我的父亲,他没有胆量,也不愿担待,而我的母亲说服自己是为了女儿,也就忍了下去,眼睁睁看着银行里的存款慢慢贬值。

沿十字路口直走是我回家最近的路,约莫30分钟便可到家,这条路也最幽静。穿过兰溪路和枫桥路,枫桥路路口原本是曹杨职校的某个分校,走出来的学生有些男不男女不女,班主任好不容易捡到个样板,信誓旦旦地警告我们,你们书读不好,就会是这个样子。想来对我们不但没有威慑力,我们还倒挺羡慕他们的时髦。再往前走,会经过曹杨六村。六村的房子都是“三万户”,即三层楼的尖顶房。每逢我抱怨八村的家又小又破又窜老鼠时,妈妈会劝解道:“别这么说,如果是六村那种三万户,还要难过呢!”这口气就像我每每和父亲吵架时她总会告诫我,“别这么说,如果是那种搓麻将赌博的老爸,你还要难过呢!”我会数落她的“将就”,而她会叹着气反问我:“不这么想,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我才发现,她已经不再烫发,也不再买新衣服了,她身上残留的味道仅仅是沐浴露和花露水。


△1952年,一家三口搬进曹杨新村 图/汪刚

走过六村,会有扇通入曹杨二村的铁门。我有时候没那么乖直接回家,而是再往前走几步到曹杨三村和原先的63路终点站,早先那里有一家私营的书店,我就在那儿头一次读到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情书,我告诉同学徐志摩喊陆小曼作“眉”,她们也都细细谛听,时不时啧啧地感叹。直到1999年播出了那部风靡两岸三地的《人间四月天》,徐志摩的故事烂俗到极点,那家书店不久也关门大吉。现在63路终点站已经搬到铜川路,沿路的店铺也俨然变成居民区的标准配备:丰裕小吃,海烟烟行(原先的书店),复美药行(原先是煤气灶具店),重庆鸡公煲,啤酒烤鸭,苹果园和斯尔丽服饰店。近到乘车去宜川,远到乘地铁去世纪大道,我看到的小区门口基本上都是差不离的几家,最多添上一家美发店或一家小型的房地产经济,我常常要逼迫自己从回家的错觉中醒来,醒来后失望至极。

不过十之八九,我都会拐进黑色的铁门,直穿整个曹杨二村,小玥不用去单位找妈妈的时候会和我一起沿这条路走,她到八村车站乘743路。小玥每天都在路边买阿姨做的凉粉和炸年糕,当年每条路上都会有类似的小吃:油墩子,葱油饼,凉粉,炸年糕,香酥鸡,里脊肉……大概正好逢着一股下岗潮,我们偶尔也看到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在摊位帮忙收钱。

如今满大街的东北拉皮,陕西凉皮,唯独这种“上海凉粉”却已销声匿迹,它先由刨子从整块的圆形绿豆磨糊上刮下来,呈条状,撒上黄瓜,香菜,虾皮,淋以酱油,辣油,花生酱和醋,小玥的习惯是“老板娘,醋一定要多!”阿姨听了“老板娘”三个字后尤其高兴,连口答应,大大方方地倒醋。似乎是两块钱一份,不过我从没买过,但却常因小玥的殷勤而沾光。

五角钱一块的炸年糕也一样,我记得我回家后和妈妈称赞了两句,妈妈特地到菜市场买了几块排骨年糕回家炸,她显然也没舍得花钱尝过,又不想我受委屈,她在厨房炸得满头大汗,双颊绯红,可装盘后的年糕硬得像砖头,我只咬了一口,便磕到了大牙。

我说过,这一带很幽静,唯一的例外是碰上有人当街吵架。这在曹杨新村很平常,现在似乎更是如此,自行车蹭到一下,走路撞到一下皆可成为导火索,往往火星撞地球一般,不可收拾,围观的人也多,堵塞了道路,竟也无人抱怨,反而饶有兴味地看白戏。穷人的哀怨太多,触类旁通,往往你开始听到的是“侬眼乌子没长啊”,到后来遂演变为“我一辈子本本分分、老老实实,谁人晓得日子会越过越苦”,吵架的看戏的都嗟叹着寥寥散去,好像一颗消退的肿瘤。久而久之,我们也见怪不怪了。

我拐了太大的弯子,才提及回家的第三条路,那便是“向左走”,沿着兰溪路,走过整片曹杨地区最繁华的腹地——曹杨商场。若不是基于十足的偶然,也万不会“向左走”,其中的因素包括作业少,第二天不用考试也不用默写以及父母晚下班等等。我会先经过上海市地震局,曹杨街道医院,过枣阳路,便是曹杨电影院,周围是建于1952年的曹杨一村。现在的孩子和我们对电影院的理解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我们当时排着队,被迫手拉着手从初中走出来,过马路的时候体育老师站在路中央吹着教鞭,指挥我们小跑奔过,如此这般长途跋涉来电影院看某部爱国主义影片。

曹杨电影院等同于一个异常庞大的放映厅,尾部还有几排两楼的位置,我们从边门进入,总是晚了一点儿,放映厅昏暗如夜,电影院的老伯伯会打开一支手电筒照着老师手上的电影票和座椅的数字脚灯,领我们去找位子。运气好的话,会被安排到后排的情侣座,两人一个的玫红色沙发位,惹得大家嘻嘻地笑,这个人会叫:“哎呀,我不能跟她坐的呀”,那个人会说:“哎哟,你小子运道老好的!”

现在的曹杨电影院重建于2002年,一建就建了两年,害我们常常嘲笑说“没有钱,盖不下去喽”。建好后的电影院比原先缩水了好几倍,却大胆更名为“曹杨影城”,原本一楼的放映厅辟成商铺,分租给“老凤祥”,“功德林”,“静安面包房”等等,只有二楼分割出几块豆腐干样的放映厅,往上还有酒楼,歌城,不复之前的纯粹。

曹杨影城再往前就是历史悠久的曹杨商厦,我爸说是50年代曹杨新村缔建起来就有了它。我记得自己头一回看到这栋低矮的建筑(好像只有两层楼),当然觉得“这里哪能跟华联商厦比?”可一旦我摸到同样设在角落的扶手电梯,竟有种宛如初恋的甜蜜。外婆家迁往浦东后,我和母亲便只能来逛曹杨商场了,真的是“逛”,我已经知道家里的穷困,看到漂亮的物什,连摸都不敢摸,我母亲倒没叮嘱过什么,而是我常看见牵着小男孩的妈妈吓唬孩子:“别乱碰,碰坏了要你赔!”


△曹杨商场 图/钱佳楠

商场隔壁是曹杨地区头一家肯德基,我在90年代末读小学时候就开了,我记得我那时候考了年级第一,这家肯德基的店长到学校送了我一只长毛绒的奇奇鸡,我趁着午间休息就飞跑回家,把奇奇送给我晚班下班的妈妈,她也保存到现在,路过肯德基就会惯性地张望一下,接着笑着对我说:“我们的鸡,肯德基不卖哦!”

我第一次在这里吃东西,好像已经是初一,伯母不知为什么事情一定要请我们几个孩子吃饭,我们起初约在前面的振鼎鸡,后来受不了别人的烟雾缭绕,才提议到这家肯德基。虽然觉得好吃,可我吃得很规矩,总觉得难为情,还把一份鸡翅推给了表哥,谎称自己吃不下。妈妈反复提醒过我,“不要受别人的恩情,我们还不起。”

曹杨商场的对面是专卖少男少女服饰的伊登商厦,我也很少来买东西,买的也基本是季末打折时揉成一团堆在筐里的T恤衫,三十块钱一件,今天还在家里当睡衣穿。伊登旁边是家新华书店(翰林店),是我初二时候(2001年)开的,之后我会以逛书店为借口得以从这条路回家,刚开张的时候人气很旺,因是继原63路终点站之后又一家不止卖教辅书的书店,而且地方还很宽敞。不过势头仅仅维持了几年,以书店割地开第一家振鼎鸡为标志,书店的范围越来越小,庞杂的店铺越来越多。

同样打着浓重的时代烙印的还有旁边一家不到五个平方的店铺,我读初中时是风靡上海的街客(我们还笑话过这个名字),接着是香酥鸡,现在换成了薡茶,顺应这股台湾风,楼上35元一位的自助火锅店也更名为“台北吴记麻辣火锅”,住在这里的人都晓得,换汤不换药。

过了桂巷街,是90年代初期便开在这里的振鼎鸡和紧随其后开设的达芙妮,两家店都屹立至今,难能可贵。振鼎鸡原是曹杨地区生意最好的店家,晚上七点到这里服务员就会向你致歉:四分之一鸡靠腿的部分没有了,甚至鸡都已经没有了,但店里还密密匝匝坐了很多人,抽烟喝啤酒吃鸡胗,简直当自家的食堂。如今的价格已然翻了一翻,原先16.8元/斤的鸡现在是29.8元/斤,一块钱的鸡粥现在是二块三,还有鸡汤面,漂两瓣青菜和几块鸡肝,黑胡椒味很重。

妈妈的用呢厂倒闭后她到南汇上班,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她让赋闲在家的爸爸给我弄吃的,我生气地说你随便拿碗面打发我吧,他真捧着“钢中锅子”为我买振鼎鸡的鸡汤面,那时是2.8元(现在为5.5元),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几年,所以我现在一闻到鸡汤面的味道就想吐。最近路过振鼎鸡,但凡超过七点,内里空无一人,简直像禽流感袭来,大概曹杨人嫌贵了。

再往前是梅川路,拐角有家因“雪月饼”而一举成名的元祖,我十岁生日的水果蛋糕就是里面买的,那也是我二十多年来庆祝过的两次生日之一,我常常羡慕幼时的朋友过肯德基的生日会,他们会戴上尖顶的彩色尖帽,吐口红,拍下录像和照片,我的小手比划着:这要多少钱?

走过梅川路,就是普陀医院。我的爷爷在那里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我每次去病房看完他都会想,等我赚了钱,一定要帮他转院,或许还有机会治好他。可他没能够等我,他死在了那里。

商铺基本开到普陀医院为止,前面主要是曹杨四村的老公房,过了四叉路口便可从真如镇拐进八村。

十多年来,三条路上都会出现同一个乞丐,是个坐在轮椅上的脑瘫儿,他的头肿大得像万圣节刻了五官的南瓜,歪贴在一边的肩膀上,没有人知道是谁每天把他推出来,或弃置在丰裕门口,或在二村的铁门旁,更多的是在曹杨商场旁,伊登旁或者普陀医院门口,料想走这条路的人应不会两手空空。他表情呆滞,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感觉,总之他和我一样,委身于这座城市,却注定什么也握不住。

现在的妈妈时不时也会发泄自己的悔恨,除了小学升初中那会儿可以拿曹杨新村的一室户贴几千块置换丰庄或江桥的二室一厅,买房的机会也降临在我初三的时候,隔壁人家要卖掉,当时只要七万二千元(其中二千元为装修费),爸爸是不肯的,妈妈想想也作罢,她害怕背债,害怕没钱给她的女儿读高中和大学。“当时要是横横心就好了,现在这房子起码七十二万呢!”而她的女儿最终揣着她一辈子的血汗钱,流浪在伦敦街头,读书的压力与日俱增,终于像志怪小说里那位背在身上的山石老人,扛不住了。

我为我最终被证明“没用”而羞惭,我母亲为她熬出病来还是捉襟见肘的辛苦恣睢而难过。她忍不住踹一脚她的丈夫,他已经在躺椅上鼾声如雷。

我没有告诉她,其实她已经是世间最好的母亲了。初二的叛逆期里,我也和同学一起去过伊登楼上,现在已改作桌球馆的新翔溜冰馆。那次是某个过生日的男孩请客,他把捏成紫菜的钞票换了几双臭气熏天的滚轴溜冰鞋。进了溜冰场才晓得为何那么多女生都谈虎色变,里面的男男女女都像不良少年,会有大姐大过来给小妹妹递烟,也会有比我们大一些的男孩滑过来拽你到他的身边,或是拍一下你的屁股,摸一把你的杨柳腰。没过两个月,付钱的男孩喊一个高年级男生为大哥,后者曾因失恋而用啤酒瓶敲破某个中年路人的头,被公安拘留了一晚。同去的几个女生也各有年长几岁的男朋友,午间为一圈怀春少女启蒙男女间的秘事。事实上离我第一次去新翔仅仅过了一周她们中的一个就打电话来,问我周五晚上要不要去溜冰。

说老实话,我几乎承应下来,也想如他们那样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最终阻止我的是新翔溜冰场的价目表:12元/小时,以及母亲压在抽屉里的那张减免我一千元赞助费的收据。我嘀咕着对不起,说父母周五晚上都在家,逃不出来。

那个女孩两年之后还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哭成个泪人,问我借两百元,凑钱做人流。我生平第一次如此慷慨,在ATM机上打了两百块给她,还发短信说不用她还。


本文选自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人只会老,不会死》,钱佳楠/著,网易“人间”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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